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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教学水平评判的权威性，又由于了解所在区几乎每个教师的专业状态，教研员们在这项工作中的地位确实“关键”
。
具体的的参与方式不外两种。
一种是直接参与职务评定。
这种方式是比较常见的。
以北京市为例，市区都会成立“职称评定委员会”
，一般由行政领导担任主任，成员来自各个方面，如来自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学者（有时，并不每次必须），来自不同级别行政部门的干部，中小学校长，当然，最稳定的、一定有的便是教研员。
区一级还会更为细致地按照学科分组，对于高级职称的评审，申请者要接受学科组的听课，答辩等。
无疑，学科组中教研员是重要成员。
一种是间接地影响职务评定。
高级职务评定通常存在差额，于是竞争激烈。
这时，教师个人所获得的各种奖励、荣誉就会成为砝码，增加申请人胜出的机会。
而各级教研室本身所组织的各种公开课、观摩课、研究课，或者教研室参与组织的各种比赛等，恰恰是提供这些奖励和荣誉的平台。
三、利弊得失
谈到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NG老师的看法是：
“‘**’期间，教师培养实际是中断了的。
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小学教师队伍事实上良莠不齐，水平差距相当悬殊。
为了鼓励先进，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让更多的合格人才流向教育行业，还有就是刺激教师的职业积极性，在当时实行教师职称制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积极作用。
市场经济嘛，许多职业领域的风险和动**都比从前加大了，这样，教师行业所独具的稳定性开始显示出来。
各种不同教育和文化背景的人开始将教师作为一种比较好的职业选择，有了这种制度，可以在规范教师的教学水平方面起到很好的调节。
当然啦，在这一点上也有不同看法。”
对于中小学职称制度，KZ老师与M老师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他还特别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这一制度曾经的显赫地位：
“在开始的时候，这个职称那是很厉害的。
比如在农村地区，许多教师的爱人是农村户口，如果某个教师职务达到了中学一级，若家属是农村户口，就可以将爱人的户口‘农转非’。”
“农转非”
是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词，即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十分严格，各种单位录用人员的起码门槛便是否有城市户口，就因为没有这张城市通行证，无数农村劳动力被死死地钉在土地上，许多教师的配偶也因此无法寻求正式工作。
即使今天，从子女上学、购买住房、享受“三险一保”
等待遇，到进入令人向往的国家机关或国企成为正式职工，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严格壁垒，薄薄的一纸城市户口，意味着身份和命运的差别，仅凭“农转非”
这一条，便可以想象当年教师职务制度的影响力。
KZ老师还提道：
“在刚刚实行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时，对于高级职称获得者的要求和审批那是极为谨慎，非常严格的。
我记得1986年，北京市评定第一批中学高级教师，计划是北京市19个区县各一名，结果没有完成，也就是指标没有用完。
这种情况在后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第一批中，包括著名的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因为他当时在崇文区业余体校担任教练，属于中小学教师，所以参加评定，先是高级，后来又评为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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