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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不可承受之“重”
实则来自不能承受之“轻”
。
从考试到就近，“小升初”
改革的制度设计，归根结底无非一句话，减轻学生的压力和负担。
然而，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虽然取消了统一考试，“小升初”
改革的结果早已与改革初衷南辕北辙，制度内的考试退场，为种种周旋在制度边缘的“灰色”
行为打开了大门。
“小升初”
考试的取消直接弱化了教研室的权力和威望，在一些地方，也导致了教研室在内部机构上的萎缩。
北京市某区一位已经退休的原小学某学科教研员（NG，2009）说：
“以前小学教研员配备普遍要比现在力量强得多。
虽然不一定像中学那样每个年级专门设一个人，但低、中、高三个年级段差不多都分别有专人负责的。
现在你可以看看，很少有这样的了。”
这话不错，在一定程度上，一些校长和教师也表示，现在虽然还是忙，但用于教学方面的精力比从前确有减少。
“倒是那些校外培训班之类，把我们过去那些经验都学去了。
集体备课啊，相互听课啊，据说很严格。
孩子的负担不过是从校内转移到校外了，还赔上了家长，当然更得多花钱。”
（LN，2010）
说到底，取消制度内的考试很容易，一份文件，一道行政命令足矣，而人们对于优质教育的追求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取消”
的，更不会因为红头文件或行政命令而罢休。
如何令“小升初”
做到公平有效，才是正确的思路。
“小升初”
改革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不断地提醒这我们，对待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应该如履如临。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近年来存在着“改革意识形态”
，表现为“改革即进步。
认为只要有改革，就会有进步……，把改革视为发展、进步的唯一途径”
。
“改革有理。
认为改革总是有理的、正确的”
。
“改革即合法。
认为改革是破旧立新，新的总比老的好，越新越好。
改革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改革就是合法性的标准”
。
这“是一种把改革理想化、绝对化和权威化的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31]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种反思体现了可贵的冷静和理性，随着基础教育的发展，的确需要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改革持有更加审慎的态度，仅仅凭借着良好愿望，肯定是不行的。
严复曾经在1906年给熊纯如的信中这样说过：“须知吾人所身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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