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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多数同学是下乡插队去了，还有少部分去当兵。
因为家里面哥哥姐姐已经都去插队了，所以按照政策我可以留城。
学校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工厂去劳动，我记得是北京印刷厂，大概三个月之后吧，来了个通知说中师招人——就是原来的北京第三师范学校，培训后做中小学教师。
老师让我去，我就去了，也没有任何考试。
后来了解到大概是经过学校推荐的。
说是培训，其实只有8个月，而且第一个月劳动，还有一个月实习，真正上课的时间非常有限。
当时让我们每个人自由选择两科，一个主科，一个副科。
主和副跟咱们现在理解的不一样，任何学科都可以是主，也可以是副。
意思就是你至少能够教两门课，我当时选的主科是英语，副科是美术。
学校也给我们开了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不过内容非常少。
虽然已经是‘**’后期了，这些内容仍然讲得十分简单，也很‘左’，我记得讲教育学还批判凯洛夫。
文化课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把高中学过的内容又复习了一遍，也不奇怪，本来人家三师就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吗，原来的学生都是初中起点的。
现在要培养中学老师，他们也真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就这样，8个月，我就成了中学老师了，教英语，也当班主任。
现在看来很可笑啊。”
俗话说“三日不弹，手生荆棘”
，老教师已经把看家本领忘记得差不多。
“**”
期间参加工作的新教师自己的文化课基础就是“灌了水”
的“工业基础”
和“农业基础”
之类，恢复和保证教学质量的急迫和艰难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教研室大显神通，促使中小学教学活动迅速地走上了正轨。
对此，国家曾经给予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
在1990年那第一份有关教研室的专门的红头文件中便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区）各级中小学教学研究室（以下简称教研室）在恢复和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开发教学研究，总结推广教学经验，积极组织教改实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以及加强中小学教材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4]
一位亲身经历了教研室的恢复，重建，于21世纪初退休的北京市教研室负责人（FH，2006）回忆。
“1986年，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长宣布组建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任命我担任主任，拨款20万元作为经费。
办公地点在宣武门附近，就是今天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所在地。
我在此之前已经担任了多年教研员。
80年代，那时是教研室发展最好的时期。
教研室和教研员在教师当中很有威信。
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大环境对于教学抓得很紧，因为‘**’耽搁了十年，很多教师不知道自己教学的问题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而当时教研室的教研员都是一些有经验的优秀教师——是从各个学校抽调上来的。
看一看课，就能够提出非常有针对性、非常有帮助的意见，教师当然服气。”
这一时期，各地教研室先后基本完成了三级教研组织的建设。
根据前面所说，大致情况是，原来没有省级教研室的，这时开始组建，原来就有的则得到恢复，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教研室应该是在这个时期成为全国范围的普遍存在，县（区）级教研室基本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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