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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教研室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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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教研室在20世纪50年代准确发端于何时何地,也无论教研室在“**”
之前规模、作用、地位怎样,都不可能与80年代之后相提并论。
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时,多位资深教研工作者对此有共鸣。
原因很简单,一是“**”
前17年间基础教育本身发展总体有限,义务教育尚未普及,高中教育更未有后来的规模气势,对于指导教学的需求远不如后来突出;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基础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敏感地位,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载浮载沉,学校教学随时面临各种压力和困境,名正言顺地研究教学罕有其时。
“**”
之后,中国的基础教育进入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繁荣稳定的时期,相应地,教研室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经历了重要的发展与变革。
在这30年里,教研室的前进轨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阶段性。
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原北京市教研室)在总结自己的历史时,曾经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1—1986)”
,“教研工作以中学阶段为主,从事研究、宣讲、辅导国家大纲和统编教材的工作。”
“第二阶段(1986—1996)”
,“形成了中小学全学科和幼教、师范类较健全的教研结构,承担着对北京市中小学、学前和师范进行教学研究和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服务的工作。”
“第三阶段(1996—)”
,“承担着对北京市中小学各学科的教学研究、指导和服务工作及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的工作。”
[1]
北京市的情况自然不可能代表全国各地的具体发展过程。
不过,如果将上述阶段的时间界限略微“模糊化”
,就其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特点,则可以比较确定地说,这样三个阶段的划分在顺序上有其合理之处。
也就是说,虽然在准确时间上会有差别,就主要内容、任务演变的先后次第,上述三个阶段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恢复与组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
可以说,从邓小平“拨乱反正”
恢复高考那一刻,已经预示了教研室日后的辉煌岁月和显赫地位。
高考制度及此后中小学升学考试制度的恢复,是基础教育恢复与发展最直接的动因,各级学校的教学质量开始得到重视,整个社会对于恢复教学秩序和教学水平犹如久旱望云霓。
当时国内基础教育的状况,大概是如今的年轻一代无法想象的:学校教学秩序基本完全瘫痪,教师们毫无尊严和权威,教学毫无章法和规矩,学生毫无约束和压力。
一位在“**”
期间北京的初中毕业生(LZ,2007)这样回忆当时的学生生涯:
“1966年的暑假,是我这一生中最长的一个暑假。
现在想想,也许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暑假吧?因为‘**’爆发,想来校长和教师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校长老师都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了。
于是我们在应该开学的时候就收到了学校的通知——主要意思就是因为要搞‘**’,所以学校暂时不开学。
那时小啊,五年级,开学该升六年级的,正是贪玩的年龄,一听不开学真是高兴。
失落茫然什么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这样的通知一连接了好几个,很过瘾,最后,才‘复课闹革命’,于是升入6年级。
其实早就过了开学时间,6年级没有念几天,就进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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