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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源于凯洛夫《教育学》，也不是来自政府代表团的正式考察报告，莫非，人们都记错了，教研室原产地就在中国？或者仅仅发端于1951年《人民教育》的几篇文章？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在一次对顾泠沅先生的访问中，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我：有个事情很有趣，我要跟您求证一下。
国内翻译出版的凯洛夫《教育学》，1953年版，没有提到学校教研组，1957年的，有了。
可是我们教育部1954年的文件中就有了建立教研室的内容，难道我们实际上要比苏联还早吗？
顾：不，不是这样的。
我：是不是学校里面有，但是书里没有？
顾：当时凯洛夫的教育学里没有提这个组织，但是在苏联，存在教研室，那时苏联农村搞合作社，教师也以合作社的形式，搞在一起，名称也叫教研室，有的，这个是肯定的。
我：问了许多人，好像都不能肯定，还是顾老师说得清楚。
顾：不是我说得清，这个问题我请教了谁呢，请教了我们的吕型伟先生。
他当时接手国民党的学校，然后呢在学校里面搞教研组。
当时有人去苏联，看到有这样的组织，教研组就是学苏联，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学凯洛夫教育学；第二件事情，苏联专家过来，学习怎么上好每一堂课，总结优秀教师的经验，两件事情。
教研室的任务就是两个，一个是学理论，理论就是凯洛夫。
（2008年4月12日访谈）
原来如此，学习苏联经验不错，但起初便是“民间行为”
，发生在凯洛夫这样的苏联教育家尚未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之前、在中国政府正式派代表团研究考察之前。
有理由推测，由于当时两国关系良好，在各种教育的甚至未见得是专门教育的种种相互往来和信息交流中，国内教育工作者已经对这种专门研究指导教学的组织有所了解和认知，并且基于实践需求形成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因此便开始自发地、探索性地建立自己的教研组织。
所以，才有1949年上海教研室的成立，才有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教育部的通报。
当然，后来的代表团访问、介绍文章的出版更是推动力量。
产生时的中国特色，赋予了教研组织这种“舶来品”
强大的生命力。
由于违反经济规律，农业合作社早已不复存在，但缘于学习农业合作社的教研组，却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
在中苏两国关系交恶、苏联教育理论受到种种公平和不公平的批评后，教研组织仍然能够长久屹立在中国本土。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至中期，教育界先后向苏联学过的东西太多太多，何止是教研组织！
举凡学制年限、课程设置、教科书、教学活动、评价方式，还有红领巾教学法，工农速成中学，甚至中小学校舍的规划与设计……因为苏联小学年限较短，我国虽然大部分地区延续六、三、三，但也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小学五年、中小学八年一贯制等实验……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设了“综合技术教育”
课程，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也在中小学开设相应的课程；因为苏联教育学将教学过程划分为五个的基本环节，我国中小学也严格按照如此操作；因为苏联中小学普遍采用5分制，我国也将一直沿用的百分制评价改为五分制……，如此等，不一而足。
如今回眸凝望，几十年过去，林林总总的“苏联经验”
，在中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有些早已是昨日黄花，几乎被人遗忘，有些融入了新中国基础教育体制之内，生机勃勃。
教研室便是其中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一项。
简单地说，这些“搬来”
的经验最终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还要取决于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取决于是否适合中国基础教育的“水土”
。
时下，一些研究者将1954年的两个文件中的有关内容作为教研室产生的根据，有一定道理。
不过，是否可以推翻我们所主张教研室“自下而上”
产生的性质呢？未见得。
所谓“自下而上”
不仅是有没有提到那么简单，比如，文件并非专门就教研组织而发的，而是在“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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