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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出席次数排名靠前的雷沛鸿、李蒸亲自出席均为3次，雷、李二氏都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过，担任过主要院务工作。
雷氏1933年8月应广西省政府之聘，担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他亲自出席的理事会第十三、十四次会议，很大原因是因为要接洽出席第四届年会社员会后的广西教育考察团，而十七次会议，则是他落魄重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书时出席而已。
李蒸因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离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后接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坦承“自二十一年重长北平师大以来，已不参与民教事业，仅因个人兴趣关系在中国社会教育社备员而已”
。
[11]两人都教育行政事务繁忙，对亲自出席社教社理事会议有心无力，但作为社教社发起人之一，非常看重其联络作用，频频委托昔日同事、社教社的理事们作为代表人，参与社务亦是信念所系。
尚仲衣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其担任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期间，不仅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等联手筹办了社教社第一届年会，并热心社务，承担了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的分组提案撰写，因人事纠纷，被迫辞去校长一职，北上国立北平大学担任教授，不再参与社教社社务及年会，甚为可惜。
从表中可见，被委托出席代表人大多为出席的理事会成员，如总干事俞庆棠是雷沛鸿、李蒸、黄炎培的“固定”
出席代表，先后承担了19人次的委托；高阳作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院长，代表他人出席14人次（仅次于总干事俞庆棠）。
但亦有非理事代表出席的情况，两人次出现在河南省立开封初级中学召开的第八次会议，梁漱溟委托邹平县县长王怡柯代表、钮永建委托俞塘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钮长耀代表出席，其中王怡柯还参与理事会提案的讨论、落实工作，第十八次会议远在西北的李蒸委托陈兆蘅代表出席，陈氏曾为社教社候补理事，此时已卸任。
这组出席数据，挑战了以往研究中梁漱溟对社教社影响甚大的论断，梁作为社教社常务理事，虽一度掌控社教社第二届年会话语权，但对于社教社社务，其影响远不及俞庆棠、孟宪承、赵冕、高阳、甘豫源、雷沛鸿、董淮、陈礼江、彭百川、李蒸、钮永建、陈剑修等核心理事。
此外，常务理事之外，尚有候补常务理事来做辅助，如第一届理事会候补常务理事为高阳、李蒸、尚仲衣，第二届理事会候补常务理事为高阳、陈礼江，第三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为孟宪承、钮永建、陈剑修。
[12]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社教社第三届、第四届年会中心议题，虽遭到梁漱溟质疑，但依然通过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除去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合流的客观形势所趋，两者之间的亲密合作，或许相互借势是最大的内在。
社教社成立之初，仅将梁漱溟与黄炎培、张伯苓、张一麐、涂开兴、冷御秋等人一起，作为候补理事，是梁氏的积极态度，使得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便将其变更为理事、第六次会议推选到常务理事的位置上来。
梁氏在乡村建设领域的社会声望，对于社教社一个新兴学术团体来讲，能请其担任理事，绝对是个迅速引发学界、社会注意的契机，而梁漱溟之所以心领神会接过社教社的橄榄枝，并在第二届年会前后积极参与，或许将之作为与晏阳初平教会争夺话语权的有力盟友是最大考虑，这一点，从梁漱溟态度转变的时间节点可见一斑，1933年2月教育部民众教育专家会议，他抛出“以社会教育为本而建树一系统”
方案，引发多位社教专家的兴趣，并即席推定钮永建、高践四、陈礼江、孟宪承和梁漱溟5人组成委员会，由梁氏担任执笔之责。
[13]提案出炉后他还专程赴无锡向各位请教，随后，他以理事的身份首次出席了1933年8月26日举行的理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次日，在济南千佛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梁氏以7票当选社教社常务理事。
相对于晏阳初对社教社疏离的态度，社教社因梁氏常务理事身份，与邹平走得更为密切，社教社决议案将“社会教育系统案”
选取邹平县作为实验地点，该县县长王怡柯还曾代表梁氏出席过理事会第八次会议，由此可窥一斑。
诚如前文所讲，候补理事更迭幅度较大，其出席理事会议的情况更为复杂，具体情况如表6-4所示。
表6-4社教社第一至四届候补理事出席理事会议情况一览表[14]
续表
表6-4按照候补理事任期情况，分为第一至四届、第一届、第二届、第一至二届、第一至三届、第二至四届、第三至四届、第四届共8种情况予以整理，其出席情况多寡不一。
（1）第一至四届连选连任的共有4名：张一麐从未出席过理事会议，黄炎培仅在第十次会议时委托俞庆棠代表，马宗荣出席了4次会议（其中2次为委托代表），舒新城出席了2次会议（第十、十一次）。
由此可知，张一麐、黄炎培仅是挂名而已，马宗荣任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期间，并未对社务有多大热情，后调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后，因属地关系，开始参与社教社理事会议；舒新城作为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参与社务的节点是社教社社员著作日渐增多、社教理论逐渐勃发之时，与其说他个人如何关心社教社社务进展，倒不如说是从出版社角度来参与此事，社教社社员193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著作日渐增多是显证。
这一点，可以从舒新城出席了第一届年会并专门请社友聚餐，但未出席会议期间举办的理事会议得到很好的说明。
这种数据冲击了黄炎培、马宗荣与俞庆棠、赵冕、陈礼江、高阳等一起作为社教社主要成员并由此形成的“社会教育社主要成员的这种广泛性和专业性”
论断。
（2）担任第一届候补理事有7人：张伯苓、涂开兴从未出席过理事会议；冷御秋、刘湛恩也未亲自出席，如冷御秋委托高践四代表列席第三次会议，刘湛恩前后委托陈礼江代表出席第五、六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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