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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各社教机关，应行政制度之渐臻完善，而得加速其推行发展之效果。”
[170]1943年11月，教育部颁布《省市县社会教育机关工作人员检定规则》，制定统一标准，进行无试验检定（检查毕业证书、服务证明、志愿书、履历书及最近照片等）和试验检定（检查具体从业能力），这种检定规则成为督导人员督导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一项标准。
四川省档案馆藏《民众教育馆视导标准图表》以及社会教育督导员对民众教育馆的督导报告，从细微处显示政府对民众教育馆工作进展的考核层面。
从图5-8看，教育部对民众教育馆制定了明确视导标准，分为行政组织、职员、经费及款产和事业实施4个方面22项，将各个方面再下分具体子项目，以量化打分的方式进行评估，图中各项共1000分，该馆得分819分。
配合民众教育馆视导标准，督导员会出具相应报告书，如图5-9所示，督导员比照民众教育馆中心工作大纲，一一列出视导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教育厅据此训令该机构予以整改。
图5-8民众教育馆视导标准图表（1943）[171]
图5-9督导员对四川简阳县立民众教育馆的督导报告（1943）[172]
从视导标准和民众教育馆的政策规定看，动员民众、抗日救国是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
时人认为民众教育馆要围绕两点来开展工作，一是有计划的公民训练；二是有系统的抗战宣传工作，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的讲演，灌输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战情绪。
[173]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训练全国民众，建构抗战胜利的稳固力量。
如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1940年社会教育督导计划中，将“督促各实施社教机关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发扬民族正气；运用各种社教方法，发动民众后方服务及协助兵役宣传，增强抗战能力”
作为督导要旨。
[174]社会教育督导员在视导、视察过程中发现问题，借助行政力量予以矫正，为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发展提供了助力。
可惜的是，时局混乱及权力倾轧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它的绩效。
图5-10教育部派社会教育督导员视察重庆市社会教育训令（1944）[175]
总之，如果说教育是现代国家权力之一，为国民形塑、国家认同与民族形成的重要一环，那么社会教育便是这一环上最独特的存在，成为国家迈入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
政府、知识精英提出的理论构想和社会教育实际（包括地方社会、基层民众的反应及应对）之间的张力，则是检验这一时期社会教育工作成效的关键。
从上文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等诸多政策参与梳理可见，提案者不仅仅是社教社的核心知识精英，还包括众多地方社会教育机关代表，他们在围绕大会中心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教育工作实践中遭遇的问题和困难，形成提案，这种来源于实践第一线的提案，既为知识精英建构社会教育理论提供了有源之水，更为社教社形成贴近地方社会教育实际问题、操作性强的决议案提供了保障，这种源于真实问题的决议案呈文，最终都程度不一地转化为教育部的制度规定。
在“后发型”
国家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政府所起的巨大导向与约束作用同样表现在社会教育现代化过程中。
晚清新政时期开始的社会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借助官方力量推进，社教社选择积极的政策参与，让社会教育基本问题依照政府行政权得以解决，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但对社群组织与公评制度向来薄弱的中国学界来说，政府机构所扮演的推动角色是其他机构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换句话讲，如果抛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仅就社教社政策参与及社会教育事业发展来讲，这个方面的努力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社教社积极联络分散各地的社教工作者，集合团体力量，不仅将“研究社会教育学术，推进社会教育事业”
宗旨落到实处，还通过行之有效的政策参与，教育部颁行的一系列社会教育法令、规程，将社教社理想设计辉映到社会现实中来，社教社向社会和政府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力量，打造社教界学术团体的外在社会形象。
制度从来都是工具，能穿越岁月的，唯有那些制度设计背后所蕴藏的思想力量。
[1]《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2]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的过去与将来》，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3]陈礼江：《参加民教会议的感想》，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4]《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第五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决案执行状况》，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4；《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
[6]孟宪承：《〈改进学制系统确立社会教育地位案〉——分析和意见》，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7]《中国社会教育社征求社会教育系统稿启事》，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4期，1933。
[8]《中国社会教育社征求社会教育系统稿启事》，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4期，1933。
[9]1935年立法院发布《宪法草案》中关于教育方面的内容，规定已过学龄之人民，一律受补习教育，给予学校教育职员年功加薪级养老金等法律上保障。
社会教育人员被排除在外。
为此，社教社专门联合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名撰写请愿书，电呈立法院，请将社会教育列入宪法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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