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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期配合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备战，“培植舆论，唤起民族意识，以为将来抗敌之准备”
。
[190]此番事业，被国立中山大学崔载阳认为“发扬民族精神及陶铸民族意识为重”
[191]，将之归为倡导民族教育的先锋。
实际上，花县实验区前置三合办机关的排序变化，同样在传递着社教社及国立中山大学的“弦外之音”
。
1936年1月17日，社教社第十三次理事会暨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合办实验区办法》中第一条规定：“定名：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某某乡村教育实验区”
[192]，到了筹备以及实际命名时，广东省教育厅被排在国立中山大学之前，如此凸显出教育行政的地位，应与借助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教合一”
事业实验有直接关系。
不难看出，强制征学制，军农合一，造产运动等事业，背后都是政治权力的力量推动。
“因为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方面的，绝非人财两缺的民教机关所能负此重任，因之，与其他事业机关联络战线，确属经济而两便，洛阳实验区即本此旨而实行。”
[193]政治力量被列入征学制建立的第二精义。
“因为有了最经济的方法，必赖政治力量以推行，方能发生教育力量，过去民众教育力量实施之困难，其症结即在政教分家，教育事业没有政治力量以资推进，困难问题没有政治力量来解决，因之费力多而收效少。”
[194]花县实验区工作人员反思一年来的实验区工作，认为实验区“在过去，也曾得到学术机关及经济机关的合作，也曾得到多少政治的助力。
但，总觉得还是太少。
将来实验区所训练的青年回乡服务，乡村基础学校制度之推广，普及教育之推行，经济事业之开发，在在需要各方力量尤其政治助力，始能进行顺利。
如普及教育之推行，实不仅技术问题，而政治力量亦有其决定作用。
目前实验区是需要从政府请得若干权力可以自由支配及得政府明令各区乡村长对区之尽力协助。
即经济方面，亦需赖各方学术团体以及政府农业机关之协助与合作，如是，事业之安排与实验之进行，始不至捉襟见肘”
。
[195]此言背后，寻求政治力量作为助力是主要诉求。
社教社之所以如此热情广邀党政两界人士参与年会，究其原因，可大致归为三个：一是该社遵循民间学术团体年会规定[196]；二是该社为推进社教事业发展，积极追求“政教两界沟通”
，以期寻找能将“书生之见”
化为“指点方遒”
的机会：“中国社会教育社究系学术团体，只能尽提倡设计之责，至大规模的推行，则须得行政机关之主持”
[197]；三是政府亟须与教育团体合作，为其政策设计、制定及推行寻找教育界支持，如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颁发的社教法令、规程有很大一部分与该社提交的提案有密切关系。
实际上，社会教育家群体通过社教社这个学术共同体，表现在外的，更多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是国家从形式统一向实质统一过渡的侧影。
近代中国各种教育思潮显示知识分子群体（学界）的团体力量，政府希望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
而要争取学界支持，政府对其关切的教育课题及理念必然有所回应，设法将其建议纳入政策，化为具体实践；而学界要争取政府的支持，以便其理念、目标能转化为现实。
从效果看，政学两界相互妥协所构成的合力，相辅相成，使得社会教育既不会流于口号、形式或一纸具文，又不至于因为经费的短缺或个人能力的限制、位置变动而昙花一现，社会教育因此得到持续、深入的发展。
综之，无论以保甲为中心的乡村村政建设实验，还是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普及实验；以合作社为中心的乡村经济建设实验，抑或以乡村青年学校为中心的乡村青年训练、以乡村基础学校为中心的乡村基础教育实验；两个实验区最为注重的，是为各式培训、训练制定详细日程表（如表3-3、表3-7、表3-8、表3-14），这些日程表背后的军事化的班级生活，为保甲长、塾师、壮丁、乡村青年等民众领袖，军民训练、儿童班传习生以及合作社成员，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集体仪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认同的构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政权的代言人而非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成为主要目标。
“洛阳实验区可以说是处处依着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法令，并且帮助党政机关推动主义和法令的施行。”
[198]“本区一切事业进行，务须本洛阳县政府之县政进行及区署地方自治的实施，及其他乡建机关切实联络，以谋建国方针的齐一而收政教养卫合一的实效”
。
[199]花县实验区时时强调训练乡村中坚人物，以民族教育、国难教育为中心，使他们负担起建设乡村的重任，再造乡村复兴民族。
美国社会学家科泽认为：“人们需要为他们自己构建一种社会认同，以及表达出和他人的一致感，集体仪式为达成这些目的提供了重要的方式。”
[200]在集体生活仪式的作用下，原本抽象的国家、民族、政党等概念因特定生活课程安排而具体化，成为引导、强化学员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党歌、党旗、国旗、总理遗像、总理遗嘱等作为国民党政党文化的符号，作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与载体，密集出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们浸润在训练班所表征的各种意义符号之中。
而象征符号和仪式作为社会动员、国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和社区的认同和强固功能，象征符号通过仪式过程得以生动呈现和充分展示，“符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符号霸权的形成，从而使人们对符号产生习惯性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对他们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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