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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担任洛阳实验区的常务董事，当她受邀前去考察实验区选址时，面临着种种实际困难，“中原有肯干苦干的人才，中原有好学深思的人才，中原有以事业为前提的人才，中原值得我们大家钦敬！
‘到洛阳去’这一刺激，把我激成了一个有生气的积极的向前奋斗的人了”
。
[79]社教社常务理事赵冕考察洛阳实验区事业，“甚为满意”
，“经过各村，胥受热烈欢迎，村民男女老幼，农工商学，每村恒聚数百人，秩序井然。
视察之后，颇受感动，深信该地民众已有相当组织，并能将教育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
足征该区任事者苦心孤诣，谆谆教诲之切。
该区诸位先生多埋头苦干，其服务精神，实堪钦佩”
[80]；“各指导员颇能努力工作，不特能吃苦耐劳，有时还捐薪充作事业费，此种情形，甚堪钦佩。
惟以经费特别困难，一时尚难扩充”
[81]。
实验区职员们对该实验区的付出，指导处主任陈大白的回忆颇具代表性：“在此六年中，我们为了学术，不知绞了几许脑汁，创制了几种中心实验；我们为了事业，不知流了几许血汗，来推行工作，以砥于完成；我们的经费虽少，但是我们本着以最少金钱办理最大事业之原则，在极度紧缩中展开预定之事业；还有我们的人员也是不多，可是大家兴趣浓厚，献身事业，虽戕身亦在所不惜。
尤其是在抗战军兴后，华北战事失利，敌我仅一河之隔，对岸枪战，敌机肆虐，各乡村横遭**，但是我们依然态度镇静，埋头苦干，不以威胁而稍馁其气，在实验事业尚虽不能尽如大众之所企，但是切实施行，于地方建设与社教学术，不无稍有贡献。”
[82]或许，正是社员们的坚守和认真，才使得以洛阳实验区为代表的社教社事业，无论在高歌猛进的顺境中，抑或在艰难困苦中，呈现一直向前的姿态。
洛阳实验区作为社教社的实验标本，作为一个完整完成六年周期的“政教合一”
实验，作为“目前已知社教社推行过程中，获得较为系统、成熟的‘政教合一’的做法和经验”
[83]，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紧随国民政府保甲运动、合作运动的节奏而行，“教育实验是我们实验工作之中心事业，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建设是各种建设之基础，以教育机构来建设社会新秩序，以教育方法来发展社会新事业，如是社会基础为最巩固，事业效能亦最普遍”
，“实验范围虽拘于中原一隅，办法虽不敢云尽善尽美，但在整个教育学术界，不无有相当之贡献”
。
[84]征学制作为洛阳实验区“政教合一”
最突出的实验方法之一，“（1）增进教育行政效率；（2）适应国家迫切需要；（3）经济的人力物力；（4）统制的政治力量；（5）基础的大众训练”
[85]，对解决当时民众学校招生难、留生难两大难题具有很强针对性，“我们施行强迫征学制以后，除年长妇女外，均已应征入学，一纸令出，全村景从，较之曩者劝导招揽，成效显著多矣”
[86]。
“强迫征学制之实验，在普及教育学术之巨澜中，不啻掷一巨弹，各省市因之多组织采行。”
[87]1936年，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刚满一年，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在讲演时，对强迫征学制实验效果信心满满：“试行以来，颇有成效。
关心民众教育者，多已加以注意。
国内已有几处，参照施行，此制如能逐渐推行，对于普及教育问题，当可有所贡献”
[88]。
揆之史实，广西、福建、山东、湖北、湖南、上海、南京等省市先后颁布法令，实施强迫教育，1937年教育部颁布《实施成年民众补习教育六年计划》方案中，关于征集失学成年民众即采取强迫征学办法：“在民众学校已足容纳当地失学民众成年民众之地方，凡身体健全，在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失学成年民众，应由当地办理成年民众补习教育机关，依其年龄及家庭状况督令入民众学校。
凡应入学而不入学者，应对其家长保护人雇主或其本人予以一定期限必须就学制书面劝告；其不受劝告者得将姓名榜示示警，其仍不遵守者，得由县市教育行政机关请由县政府处理，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仍限期责令入学”
。
1939年，教育部颁布《战时失学民众教育实施要点》中第2条：“如有事实上之需要，应即实施强迫教育，利用行政力量和保甲组织，强迫民众入学，以收速效”
；《修订民众学校规程》第6条中亦有“凡超过义务教育年龄（十二足岁）之失学民众，应由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机关，依各省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办法之规定，分期督令入民众学校”
。
[89]强迫征学制进入了中央社教政策的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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