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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会议的真正效果在于“彼此教育意念的交换，并从观摩上藉以激发其兴趣，增厚其努力根基，否则，一些死板板的决议案纵多，有什么用？”
[160]很有意思的是，罗廷光以同名在《社友通讯》上发表时，对这一部分内容换了表述方式：
这会议本是友好团体，自由结合起来的，要问有多少决议案，有什么具体结果可以看出来，那是很难说的。
决议案不是没有，有的，共不过几条原则，以便各国从事教育的人们参考，然这究不十分重要。
莫说国际团体决议案无人负责执行，即便一国的正式会议，尽管决议事项多不胜数，还不也等于废纸吗？“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
，早已成了一般的通式，还谈什么！
然而会议的真正价值是有，其价值乃在会员重要意见的交换上，藉此以拓展其眼界，鼓舞其兴趣和增厚其努力。
[161]
在这段表述中，罗廷光本着大会感受，观照国内学术会议，直接指出国内的会议决议案多不胜数，但大多陷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
的形式之中。
对比社教社每届年会热衷决议案的数量，在《社友通讯》上大幅刊登每届年会决议案的执行情况，或许，罗廷光如此行文是对社教社等国内学术团体的这种行为的婉转批评。
1935年3月，世界成人教育协会来函调查中国文盲数，请社教社推员协助，该会公推刘季洪、张炯、俞庆棠三人负责答复，俞庆棠为召集人，在俞庆棠的主持下，社教社还专门设计了“文盲调查表”
，并设计测定文盲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文盲数字。
[162]
依照第六届世界大会决议，1937年第七届世界教育大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
此时中日关系已呈剑拔弩张之势，该会首次在远东举行，如依惯例由政府出面派出代表出席不妥，教育部希望由教育学术团体出面组织代表参加。
1937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邀请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健康教育社、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各团体推派代表来教育部开会，社教社公推高践四为代表，第二次会议派陈礼江（顾良杰代）、雷宾南出席。
[163]
第七次世界教育大会，定于本年八月在日本东京举行。
前准中国教育学会发起，联合我国各教育学术代表，于一月廿六日下午四时，假教育部举行“中国参加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
，本社公推高践四先生为代表，出席参加。
是日会议情形，已详翌日各报，兹从略。
第二次筹备会于二月廿八日仍假教育部举行，本社加推雷宾南、陈礼江、李云亭、刘季洪等四位先生为代表，并请雷先生赴京参加。
是日出席者计有本社及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七学术团体代表二十四人。
决议要项如次：一、将上次谈话会所决定之“中国参加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
名称，改为“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
；二、如伪满参加，我国即不参加；三、联合办事处，设在京市玉珍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内。
[164]
1937年5月，社教社接到“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
函文：“兹参加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组第一次会议结果，请各团体于每组拟具提案一至三则，尽六月十五日以前，用中英文各一份提交提案组汇编。
关于成人、播音、乡村、社会适应等问题，推由贵社担任。”
[165]社教社第十七次理事会会议“中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筹备会，本社已推员加入，关于论文之征集，应如何进行案”
，决议“交常务理事办理”
。
[166]为此，社教社还专门在《社友通讯》上登载通告，向全体社友征集提案。
图1-11社教社向社友征集第七次世界教育会议提案（1936）[167]
1937年5月上旬，各学术团体在南京欢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教育学会会长孟禄博士，“席间相谈甚欢，博士甚希我国教育学术团体，正式加入世界教育学会。
兹已由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发起，联合参加为正式会员”
。
社教社报名表于5月10日寄出，该社理事陈礼江就近（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代表本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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