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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社教社社员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分级规定标准（国语科）表（1933）[73]
续表
从表5-2中可以看出，钟、顾二人拟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中，选材范围遵照《民众学校规程》中规定，国语科包括公民、常识和作业，其中作业分识字、写字和作文项，认识注音符号与汉字暨读书被划归到识字中。
社教社名誉社员吴稚晖大力呼吁注音符号对扫盲的重要性，教育部亦在积极提倡，注音符号在钟、顾二人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中得到切实体现，被列入国语课程标准目标的第一条：“能由注音符号，读出汉字，并能用注音符号注音”
。
并在作业项下的识字中对认识注音符号作出详细规定。
在教学方法要点中，强调要培养学生兴趣，引起学习动机，为照顾学生个体差异，还规定了最低限度。
此草案提交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与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提议“呈请教育部改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增订关于职业指导、生计训练等材料案”
合并，大会议决“交由理事会组织委员会研究，俟有结果，再行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
。
[74]年会后，钟、顾二人特将该草案刊登于多家社教刊物上，“谨将《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附印于后，希望全体社友，及热心民众教育同人，深切注意，不吝赐教，或将意见通函指示（通讯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或另拟方式寄下，以便多所改正，无任欢迎翘企之至！”
[75]希望能有同道予以各种意见，以备参考改正。
实际上，在钟、顾二人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形成之前，赵冀良已有成熟的设计，在《教育与民众》（1934年6月28日出版）发表自己对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看法，很奇怪的是，他作为理事会指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制委员会一员，文中称“去年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济南开第二届年会，组织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编拟委员会，着手编拟课程标准，贡献教育部采纳。
所以民校课程标准，到现在还在问题中呢！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而又困难的工作，作者不敏，愿贡一得之愚，请求全国社教同志指正”
。
他认为民众学校须注意如何造成建设力量、如何唤醒民族意识和如何增高教育效率三大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平教会出版的著作中有明确答案。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学校式教育工作》中对于上列三项问题曾有详细的论列”
；而他编制的初级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说明，“本课程以文字训练、知识陶冶及精神训练为目标；本课程分为语文、唱歌、时事概要、秩序训练、学生活动五科。
语文课包括注音符号、民众读本、民众读物、习字、作文五门”
。
[76]可以看出，完全是平教会在定县实验的翻版。
如果说赵冀良作为平教会干事，未能像钟灵秀等就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便利，探知教育部正拟颁布《民众学校规程》、课程将有变动的信息，但细查赵冀良拟定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教育部1929年就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中的课程规定，并不在他参照之列。
由此可推测，钟灵秀在拟定草案期间上演“独角戏”
的内在动机，各委员分散各地不易联络只是表面原因，或许各自参照系不同才是主因。
为避免类似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分歧过多再次上演，钟灵秀联合同事顾氏“独立操刀”
，后期仅将观念接近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甘豫源、马祖武、冯国华列入，毅然舍去平教会的赵冀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杨效春，或许是其时能做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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