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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以，董仲舒思想体系外在的神学形式便极大地禁锢了其内在的人学内容。
这一点不仅是董仲舒思想的局限性，而且对后来王充的命定论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他虽然看到了天、神（实际上是自然与社会）对人的深刻作用，和天人之间单方面的一致性，但明显忽略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群体作用，是对荀子盲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极端唯心主义的救偏补正，然矫枉过正，最终困惑于中世纪的神学藩篱之中，仅仅将人视为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对象，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家，董仲舒的思想形式无可选择地需要披上神学的外衣，这是时代使然。
恩格斯在论述欧洲思想的发展线索时指出：“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5]“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
[6]仅以儒学为例，早期儒家作为在野的百家之一，虽然也存在某些消极的思想内容，但也不乏闪光的积极因素，对社会现实还多少持有一种批判精神。
然而，到了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确立之后，儒学经过董仲舒、公孙弘的改造，虽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其积极的批判精神大大减少，而代之以虚伪造作的成分。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不论董仲舒如何假借原始儒学的思想形式与内容，但实质仍不外乎恩格斯曾经指出过的：“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7]
董仲舒的思想及其所倡导的“新儒学”
与原始儒学有着本质的差别，但其在形式上，在名义上毕竟使曾经受到严重摧残的儒学得以复兴并进而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自汉武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
[8]不惟汉代，即使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董仲舒都是公认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教父，其所开创的儒学事业实质上成为中国二千年来的国教。
事实表明，儒家学说演化为统治思想之后，逐步适应了时势对理论的需求，并充分验证了汉初学者所谓儒学不足以进取，而可以守成的评价乃至理名言。
从此之后，儒学就不再只是一种学术，而成为统治阶级御用的思想武器。
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以及本身所固有的弹性，因而使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容忍、吸收一切有益于治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形式，甚至包括部分异端思想。
但是，它容忍的一切思想内容和思想形式都不能作为独立的学说而存在。
因此，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即使那些异端思想家也往往自称为儒者，自诩为儒学真传，但其实际上，他们的学说不知离开儒家经典多远。
这是这些异端思想家的悲剧，也是一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悲剧。
这样，“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
。
[9]这是中世纪思想的共同特点，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亦如此。
在中世纪，即使最激进的异端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和神学的气息。
在欧洲，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僧侣是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者，中世纪“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就是神学异端”
，这些神学异端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
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
。
[10]然而，不论他们以何种形式出现，都难以摆脱宗教神学及神秘主义的束缚，甚至可以说，以宗教神学的神秘主义同封建意识形态相对抗，是中世纪异端思想反对封建神学和封建制度的一种思想斗争形式。
在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一股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强大的异端思想运动逐步形成，代表这一思潮的许多思想家虽然与正统经院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有明显不同，但他们反对教义、教会的必要性，主张个人直接通神，与上帝沟通，这本身就有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意味。
当然，这种宗教神秘主义在主导思想上已明显偏离正统经院神学的轨道，它之所以继续以宗教神学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过是为他们的思想主张提供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而已。
在中国，被誉为唯物主义杰出代表的“三王”
（王充、王安石、王夫之），其思想特征与欧洲中世纪异端思想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即虽然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内容，但最终并未能突破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束缚。
像王充，不仅承认鬼神的客观实在性[11]，而且特别醉心于占卜算卦的宗教形式，坚信“卜筮非不可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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