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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历代思想家、统治者都格外重视礼的制定与损益，以使礼的变化经常地适应不断变更着的外部条件。
孔子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以恢复周礼为理想目标的选择有多少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则值得怀疑。
孔子之后，最重视礼学的以荀子为突出代表，他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礼的范围，而且使之披上自然法则的外衣，从而使礼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仅具有准制度的效用，而实际上与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荀子的礼学对秦汉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非、李斯在荀子的基础上向左发展，为秦王朝旧礼制的破坏、新礼制的设计，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分别作出巨大的贡献。
但是，由于他忽视或根本不相信礼的教化功能而偏重于礼的制约、强制性作用，从而片面发展乃师“隆礼重法”
的积极主张为“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的消极的政治策略。
[18]
汉初几十年，人民经历过战国秦朝之苦，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因而，汉初仅在秦朝旧礼制的基础上作了部分有利于现实生活的修订，废除苛刻的律令，制定一些简易的礼仪以解决当时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大规模地制定礼仪尚有待来日。
到了武帝即位，百废已兴，社会相对安宁，重建礼制必然提到议事日程，所以，遂有董仲舒制礼作乐的建议。
董仲舒认为，建立新礼制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于“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仁（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
这就是说：
第一，新建的礼制必须有利于巩固中央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社会，有利于巩固名分等级制度。
在具体的纲目上，董仲舒以为“三纲五常”
的伦理观念应是其主要内容。
他说：“凡物必有合。
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此皆其合也。
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19]
第二，董仲舒认为，新礼制不能袭前代之旧，而必须充分体现“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
的原则，即应对此前的所有礼制规范进行认真的筛选与淘汰，合理者留之，不合理者去之。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
[20]主张批判的继承或扬弃。
第三，董仲舒强调，新礼制应该体现王权神授的原则，即“通以己受之于天”
，以使王者垄断与天沟通的特权，保持在人世间的威慑作用。
他指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下。”
[21]
再说乐。
在现代人看来，所谓乐，只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乐的概念远不指音乐，而指一切文化艺术形式以及它的教化功能。
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礼的作用，而乐作为礼相辅相成的手段，因而也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古代中国，“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
[22]所以，中国古人从来不是把乐仅仅作为娱乐品，也不仅仅用于宗庙的祭祀、朝廷的飨燕，而是看作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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