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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贤任能：传统政治的组织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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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威德并施的指导思想必然派生出赏罚得中的主张。
董仲舒说：“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行，罚不虚出。
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
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
圣人由之，故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也。”
[1]很显然，董仲舒在这里是向专制君主出谋划策，以便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专制政体下，一个君主不论怎样拥有丰富的智慧，也无法仅凭个人的才智进行统治。
从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实际情况看，所谓君主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并没有真正实践过，正如利玛窦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中国人自很早以来就赞许君主政体是“惟一政体”
，但实际上君主制在中国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中国还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贵族政体”
。
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
[2]
君主专制政体内部这一复杂而又令人奇怪的现象，初看起来，很难被人理解，因为长时间以来的常识教育使我们觉得“中国封建时代”
的君主个个都是恶魔，都是独裁者。
事实决非如此。
关于这一现象，黑格尔从法哲学的观点作了揭示，他指出，就君主政体而言，“我们必须完全把理念固有的必然性放在脑子里，其他一切观点都必须使之消失。
国家必须被看做一个建筑学上的大建筑物，被看作显现在现实性中的那理性的象形文字。
因此，一切有关纯粹功利的东西、外部的事物等等，都应被排除于哲学的探讨之外。
国家是自我规定的和完全主权的意志，是自己的最后决断，现在，观念对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
比较困难的是把这个‘我要这样’作为人来领会。
这不等于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毋宁说他是受咨议的具体内容的束缚的。
当国家制度巩固的时候，他除了签署之外，更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可是这签署是重要的，这是不可逾越的顶峰”
。
[3]
由此看来，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最高超的智慧或者说主要任务，便是用人，以使“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
。
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赏罚分明合理。
基于此，董仲舒抛弃早期儒家亲亲而远远的血缘宗法政策，主张吸收法家论功行赏、按罪定罚等合乎人之情理的内容。
他说：“名责实不得虚言。
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
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予之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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