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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之性之所以与禽兽有别,主要是天的安排,是神意所示。
因此,对人性的培养与改造,也只能主要地依赖于“天施”
,这也是“《春秋》重人”
的理论的一部分。
他说:“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
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谊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
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至尊为不可以至辱大羞。”
[11]不惟如此,即使人们对人性善恶的评判标准也不是来源于社会实践,而是“天施之”
。
他强调说:“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12]
就哲学的证立看,董仲舒对人性问题的思考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内在的矛盾也相当明显。
不过,董仲舒对人性问题的兴趣决不仅仅在于哲学证立,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王道能否真正实现的根本问题。
而且,在董仲舒的认识中,人性的善恶与否,除天赋原因之外,也确实存在一个社会是否有益于善性培养的问题。
他说:“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
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
以为本于见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谓哉。
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其心在此矣。”
[13]很显然,董仲舒将社会的治乱兴衰与人性的善恶视为互为因果的关系,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助于人性的养成,人性的养成又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由此,我们再次看到,董仲舒的《公羊》学决不是一个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感极强的政治问题。
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董仲舒从社会与人性两个方面作了种种设计,就人性方面而言,他认为,第一,应赏善诛恶,防微杜渐。
他指出:“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以纯其美,别贤不肖,以明其尊,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
[14]重新建构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倡导人们向善而从小事做起。
第二,明于情性的必然性、合理性,并加以正确的疏导。
董仲舒说:“知其气矣,然后能食其志也;知其声矣,而后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后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后能别其情也。
故唱而民和之,功而民随之。
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厌其情之所憎者也。
如是则言虽约,说必布矣;事虽小,功必大矣。
声响盛化运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并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颂声咏。
《书》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乃是谓也。
故明于情性乃可以论为政,不然,虽劳无功,夙夜无寝,思虑捲心,犹不能睹。”
[15]实际上,董仲舒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寄希望于统治者体察民情,理顺民心,以民之所想、民之所好,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第三,有欲有节。
董仲舒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接近于自然人性论,他认为,人的欲望是天性使然,统治者除了进行必要的疏导、节制之外,更应该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予以满足。
他强调:“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
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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