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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说法因循《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
，认为伯禽封鲁始自武王建国之初。
金景芳认为，司马迁的说法“是未加深考，不可从”
。
他认为，“历史上的康叔封卫，伯禽封鲁，召公奭之子封燕，并不在此时，而是平殷叛以后的事”
。
[29]《诗·鲁颂·闷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左传》定公四年也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虚。”
如此，韩宣子所见鲁之《春秋》原本也应起自平叛殷乱之时。
据记载，夏商二代王室都有专职的史官，卜辞中的贞人大概就部分地扮演着这种角色。
西周的建立，吸收先进的殷文化，史官有了更细的分工，《周礼·春官》载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五史，他们各自分担着不同的职责。
周初大事封建立国，有的记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
。
[30]有的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
。
[31]更有的书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
[32]这些诸侯国各有史官，但称谓同王室的史官略有不同，他们实质上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国事活动以及公文的收发与保存。
从公元前841年开始，许多诸侯国有了明确的纪年，随后便出现了依据档案资料汇编的国史。
据说，孔子曾见过120国《春秋》，墨子也夸口“吾见百国《春秋》”
，[33]《墨子·明鬼》更明确地说：“著在周之《春秋》”
，“著在燕之《春秋》”
，“宋之《春秋》”
，“齐之《春秋》”
等等。
《国语·晋语》记司马侯对晋悼公说：“羊舌胯习于《春秋》。”
《楚语》上记申叔时论教太子说：“教子《春秋》。”
这些同以“春秋”
命名的书想必性质也与现存鲁之《春秋》相类。
但是，这些性质相类的《春秋》起源于何时，历来的说法就不一了。
前面依据顾炎武的研究推断鲁之《春秋》原本盖从伯禽封鲁记起。
而刘知几认为：“《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
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殷夏春秋》。”
由此，他推断：“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34]刘氏的说法，后人很不以为然。
杨伯峻根据《史记·殷本纪》、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后汉书·西羌传》注及《通鉴外纪》而认为“所谓《殷夏春秋》者，是《汲冢琐语》作者所加，并不是如刘知几所云，‘其先出于三代’。”
刘氏的“这种推理，很难使人信服。”
[35]然而，杨氏虽然否定了刘氏的意见，但他自己并未对《春秋》起源作明确说明。
看来，要探讨《春秋》的源头，有必要探讨春、秋二字之始以及人们关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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