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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氏春秋》的作者们看来，英明的君主不在于个人拥有多少智慧和应事的能力，而在于知人善用，在于各安其责：“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
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
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
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统一，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
凡耳之闻也藉于静，目之见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
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
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止也。
不止则不知，不知则不信。
无骨者不可令知冰。
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
[14]很显然，《吕氏春秋》所设计的中央集权的权力模式，既强调了君主权力的至上性，实际上也在设法防止君主的权力过大，走上君主独裁的道路。
基于此种考量，《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在保障君权至上性的同时，一方面提出君主权力的有限性：“子不庶乎亲，臣不庶乎君。
君同则来，异则去。
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
[15]另一方面则提出“众封建”
的权力模式，期望各个诸侯国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形成对中央权力核心的制衡态势，以保障统一帝国的稳定和发展。
它说：“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
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
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
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
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
[16]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央政府与诸侯国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状态呢？《吕氏春秋》提出“小中央”
而“众封建”
的基本权力模式。
它认为，“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方三千里。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
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
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
亦博利则无敌。
无敌者安。
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
。
[17]也就是说，中央之国不必大，越大越不容易治理；而诸侯之国不必少，越少越不利于中央的统治。
只有众建诸侯，才能便势全威，才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
在诸侯国的建制上，《吕氏春秋》曾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以为“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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