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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社会背景，就其现象而言，正是传统史家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
。
确实，就某些方面说，西汉初年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呈现出一种治世气象。
但是，盛极必衰。
由于黄老学说不足以容纳有为的积极因素，因此，从文帝末年终景帝之世，表面繁盛的西汉王朝也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这种窘况在汉文帝后二年的诏书中就略有反映。
诏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
[8]这道诏书虽有中国传统公文的自谦之词，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
在当时，与匈奴的关系是汉王朝内外政治的晴雨表。
刘邦遭“平城之难”
后，感到汉王朝的实力尚不足以抵御和反击狡悍的匈奴，因而采纳刘敬的建议，“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
，并制定了“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
的“和亲”
策略，希望以单方面的妥协换取边境的安宁无事。
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未能使匈奴屈服，反而使匈奴愈加瞧不起汉王朝，“数背其约”
，屡屡在汉王朝的边境进行骚扰，“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
，对汉王朝构成了相当的威胁。
[9]
在内政方面，西汉立国伊始，片面接受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大封诸侯。
这些诸侯或因功臣，或因帝姓，骄恣**肆，无所不用其极，不用汉法，“各自纪年”
，培植势力，“自置官属”
，[10]蔑视中央政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导致吴楚七国的大规模叛乱。
当七国叛乱之初，景帝不得不忍痛“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
，但仍未能阻止这次叛乱。
[11]这次叛乱不仅给西汉王朝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西汉王朝的政治冲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等问题。
诸侯王尾大不掉已成为汉王朝的心腹之患，与此同时，由于地主豪族势力的恶性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上大量的流民和投机取巧等商业活动太多，它一方面影响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甚至在文景盛世之时，相当多的地区仍处在“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
的状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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