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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管他们二人是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胡对董有一定的影响既为两汉学者公认的事实，那么我们也便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
胡毋生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今不可见，而董仲舒关于《公羊》学的著作则有《春秋繁露》。
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现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推测说：“何休所隐括使就绳墨者，实略依胡毋生条例，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闕之义盖本之胡毋生，而寻求归趣，往往与《繁露》相参。
窃意董、胡创通大义，科旨之条已有伦脊，后师转有附益，至《春秋公羊文谥例》之伦作而集其大成，此约略可知也。”
[6]吴氏之说颇有见地，盖董仲舒勤于笔耕，将胡毋生见解融会贯通，故后人再也难以寻找到胡毋生氏的著作了。
也有人指出：“胡、董两家家法自别，亦犹齐《诗》、鲁《诗》、韩《诗》之类耳。”
徐彦称董为胡毋生的弟子，与《史记》、《汉书》的权威说法皆不合，由此可知徐说之误。
胡、董既非一家，其《春秋》之传宜各有书。
何以戴宏、何休只言胡毋生著于竹帛而不提及董仲舒呢？曰：“休固承胡毋氏之传，其详于本师，宜也。
戴宏之师承虽不可考，要其推尊子都，谓其确得子夏之学，则亦承子都之传者，故亦独详本师耳。”
[7]要言之，即使董仲舒与胡毋生没有师生关系，但胡对董的影响——至少在《春秋公羊》学方面还是十分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大凡名声显赫的学者差不多师承都不甚明了。
因此，我们无需也似乎不太可能详细考证清楚董仲舒的师承渊源。
不过，我们知道，由于董仲舒学品兼优，名声日隆，在汉景帝时便成了博士。
这时的博士虽然没有什么优厚的待遇，但它毕竟是知识富有的象征。
只是由于此时最高统治者仍然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学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董仲舒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大概只是教书、著述，弘扬儒学而已。
[8]
[1]《汉书·韩婴传》说仲舒曾与精通《诗》、《易》的韩婴“论于上前”
。
[2]《太平御览》840引。
[3]桓譚：《新论·本造》。
[4]《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服虔曰。
[5]但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并不尊奉董仲舒。
参见张维华《汉史论集》第15页，齐魯书社1980年。
[6]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第118页，中华书局1984年。
[7]徐哲东：《公羊榷论·胡董第二》。
[8]《汉书·董仲舒传》：“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
然苏舆《董子年表》认为：“下帷为修学时事，传序于为博士下，盖追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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