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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仅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特别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比重。
低收入者收入比重不断降低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不平等程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降低趋势在本世纪初仍在继续[6]，因此，要想改善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
在1988年到1999年的12年间，低收入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从394.37元增加到1711.5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4.3%，但低于高收入阶层18.8%的增加速度[7]，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实际比重在不断下降。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非常重要，可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一五”
规划建议中都明确提出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
不过，从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来看，仅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不够的，关键还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
我国低收入者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因此，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比重，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重点工作。
第二，通过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的方式，实现累进性转移，使洛伦兹曲线整体左移，降低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将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通过收入再分配转移给中等收入者或低收入者，根据达尔顿准则，将提高整个社会的平等程度。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一五”
规划建议中都明确提出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调节过高收入者的收入比重，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这样将改善现有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第三，特别关注低收入者的收入转移，尽可能地保证低收入者发生累进性转移，防止低收入者发生连续的累退性转移。
根据命题1和命题2的结论，如果发生同样数量的收入转移，收入低端的累进性转移影响效果要大于收入高端的累退性转移，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能保证进行完全的累进性转移时，应该尽量保证收入低端的人们可以实现累进性转移，这样可以抵消收入高端进行累退性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从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角度看，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低收入者的收入转移问题。
作者说明
中国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经很高，因而人们对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极其关注，这是对的，但是有人因此而对我国改革方向提出了怀疑，这是不对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与谭伟合作写出了这篇文章，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3期，并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3期转载。
本文从中国现实出发，对中国基尼系数居高的原因作了探讨，提出了基尼系数并不能全面反映收入的差距过大的问题，平均数在中国实际上没有意义，因而我们不能将基尼系数单纯地作为判断收入差距过大的标准。
我们在收入分配改革上的方向是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提高中产阶层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讨论基尼系数高低的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证确的，对改革的现实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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