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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成本优势往往表现为农民工的收入长期低下，基本生活难以提升，这就加剧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压力，因而是非常不利于发展的。
我们不能靠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搞成本优势，把竞争力放在农民工收入低下的基础上。
因此，我们必须在发展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轨，要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推动技术创新。
再造发展的新优势，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3.实现社会公平
对于新体制所充满的活力以及它所带来的强大的效率作用，似乎人们基本上都是认可的，对此人们并没有太多的分歧，但有人认为新体制过分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
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似乎是现在不少人对新体制的一种流行性评价，但这种评价是没有实践根据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理论逻辑的。
这种评价的最根本错误，是将效率与公平绝对地对立起来了，似乎只要强调效率，就必然会有害于公平，而要强调公平，就必然要放弃一些效率。
实际上，效率与公平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
试想，如果一个体制缺乏公平，那么它还能形成效率吗？如果一个体制没有效率，那么我们还能将其称之为公平吗？有人需要并认可那种没有效率的所谓公平体制吗？我想，不会有人想要那种没有效率的所谓的公平的。
因此，效率与公平实际上是相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效率包含着公平，公平反映着效率，它们之间不是相对立的，因而不是注重了公平，就会损害效率，更不是注重了效率，就会损害公平。
所以，要科学地理解公平的问题。
我们现在强调的公平，包含了以下的要点。
第一，公平并不是指社会收入的均等。
在讨论社会公平问题时，有人经常将收入差距作为评价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因而据此认为现在收入差距过大，从而引发了社会不公平。
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其实，传统体制下的“大锅饭”
，虽然实现了人们收入的均等化，但它同样也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因为它损害了贡献大的人的应有利益，多贡献而不能获得多收入，这也是一种极度的社会不公平，正是因为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所以才极大地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失去了活力，没有效率。
因此，不能将收入差距作为评价社会公平的唯一指标，实际上收入均等不仅不能反映社会公平，而且还往往会严重地损害社会公平。
我们评价社会公平的最主要指标，是看人们的机会是否均等，机会均等下的收入差异是正常的。
当然，机会均等在现实中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趋向，因而我们也要在承认收入差距的条件下，注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但这种调节并不是因为收入差距反映了不公平，而是因为机会均等的条件没有充分实现，因而需要调节。
我们认为，在机会均等条件下，因为个人禀赋与努力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并不反映社会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这种差异的存在是正常的，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公平。
社会公平在于机会的均等，而不在于收入的均等，仅从收入差距上很难判定公平与不公平。
第二，坚持公平的关键是消除行政垄断和权钱交易。
人们对新体制有意见，例如有人认为新体制有些不公平，但这种意见并不是说效率本身引起了不公平，而是指传统体制中未能加以改革的弊端带来了不公平。
现在人们有不公平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认为行政性垄断及权钱交易，使得一些人获得了并不是靠自身努力而获得的利益，因而人们反感的是行政性垄断和权钱交易，对于那些靠自身禀赋和努力而获得较多利益的人，人们并不反感，并没有认为这种情况也是不公平。
因此，人们的不公平感并不是来自于效率本身，而是恰恰来自于和效率相对立的行政性垄断和权钱交易，因而不能把缺乏公平的帽子戴到新体制头上，不公平的现象是由传统体制的未能真正改过来的弊端形成的。
因此，要实现社会公平，关键是要深化体制改革，重点在于打破行政性垄断和消除权钱交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政治，从而消除行政性垄断和权钱交易的体制基础，可以说，没有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化，没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平。
第三，公平并不是笼统地比较人们的财富。
在讨论收入差距及社会公平时，人们经常将某些企业所有者的财富与普遍劳动者的收入相比较，这样比较的结果，当然使人们感到社会收入差距太大，似乎社会很不公平。
但这种比较方法并不合理。
因为在企业所有者的财富中，有一种财富是属于企业法人财产，我们不能将这种法人财产完全等同于自然人财产。
自然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有本质性区别。
企业法人财产虽然会给所有者带来一定的财富，但企业法人财产的主要作用在于维系企业的投资与经营活动，在更大程度上是为社会作贡献，例如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为政府提供税收，企业法人财产只有在完成这些社会贡献的基础上，才能给所有者带来一定的自然人收入。
因此，企业法人财产并不像自然人财产那样，全部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例如，如果有一个人有50万元的自然人财产，就可以直接将它们用于自己的个人消费，但是当个人财产表现为法人财产的时候，人们就不能随便将它用于自然人消费了。
因此，不能将个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作为自然人财产，并用它去同普通人的自然人财产相比较，从而得出收入差距太大、社会不公平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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