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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东巴教祖师巴什罗、神鸟修罗等神灵调解下，人类与署（自然）重归于好并达成了协议：自然神退去水害，收回疾病灾难；人们也必须停止毁林开荒、破坏水源、捕杀失度的行为。
于是，纳西族先民深信，只有保持手足情谊和睦相处，人类和自然（署）才能共存、共荣发展。
于是，纳西族每年农历二月择一龙、蛇之日举行祭署活动，一般以村寨为单位，在山水秀丽之处设祭场祭署。
在此基础上，纳西族还产生了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的习惯法，以此规范制约人们对待自然界的行为。
如水源之地不得杀牲，不得丢弃死禽死畜，不得挖土取石，不得伤害鱼、蛙、蛇类，不得搞其他污染，如洗衣裤之类。
立夏是动植物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一过立夏，就严禁打猎，整个夏季不得砍一棵树木，等等。
而且纳西各村还通过村民大会公推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老民会”
，负责对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进行管理与处罚。
侗族神话中雷、虎、龙、人等兄弟，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所以，侗族人以“邻居”
的身份平等对待自然界一切有生命形式的“神灵”
，和他们平等地交往和对话。
于是，小伙上山揽活之前，鼓楼里老人会告诫他们要善待自然兄弟：“假如你到山里去，你高兴了，吼几声，唱几句，如不小心踩翻了石块，你可千万千万要记住，树林里还有我们的‘山兄弟’（山魈类的动物），你要招呼他们，照拂他们，不要（让踩翻的石头）伤害他们；假如你到河里去，你兴致来了，哼几声，唱几句，或捡起石块打水漂，你可千万千万要记住，龟婆孵蛋孵出了我们的老祖宗，水里的鱼儿也是卵生，鱼儿是我们的‘亲族’，你要照料他们，爱护他们，不要吓了他们，伤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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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南部雷公山附近的苗家老人去世埋葬的当夜，要唱《焚巾曲》对亡人的一生进行总结，并对苗族的历史进行缅怀，其中有两句很有哲学意味：“包谷（植物）是主人，人只不过是过路的客人。”
这句话，不但体现了苗族的自然观，也正是各民族自然观的表白与代言。
人的生命在恒古的宇宙空间只是一瞬而过，只有自然才会永恒的存在，作为客人的人类即使反客为主，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愿望，最终都必然要退出舞台并落寞而去，只有那无言的“包谷”
永恒而在。
列维-布留尔曾说：“一个民族愈是落后，集体表象的优势一般也愈强。”
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地处偏隅，散落在苍苍林莽、茫茫戈壁、皑皑雪海之中，这些地区大多发展缓慢，而这缓慢却意想不到地保留了神话般人与自然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与最原初的秩序，一叹三咏，**气回肠。
由于，神话影响之下形成的自然观与生态观，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族群范围之内，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色，因此很自然地被赋予民族性。
此外，任何一种自然观与生态观的形成与发展，又都是一定地域内的产物，可以说，自然观与生态观，它是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下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感**情态和艺术样式，是各民族对生存物质和生命繁衍获得自然保障而产生的需求信仰和精神结晶。
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样式，它承载着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愿景，孕育着民族的品格和素质，寄托着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善真追求。
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随着神话时代的远去，各民族的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已经转化为一种生态的民俗潜藏在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细节之中，如同广袤的大地，滋生、萌发、成长的千千万万不同的植物一样，衍生、发展、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原生态的精神学说，宝塔般地矗立在人间。
因此，在后神话时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虽一定程度上出现背离，但整体上呈现出万物一体、共生共荣的趋势。
明代以来，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逐渐活跃，人们开始把眼光由田园与自然投向了市井与商品，深藏于自然间人类的性灵，逐渐被狂奔而金玉满堂的物欲所**和取代。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由于理性工具对自然的祛魅，自然失去了灵魂与尊严而变成只有使用价值的“物”
，人与自然间的距离渐行渐远。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波及各个民族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人们向往翻身、富有、现代化，简单地认为人类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生活用品不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传统势力开火，包括向自然开火。
于是，神话倒下了，神话中人与自然相和、相契的亲昵关系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人们豪情四溢，不再敬畏自然，甚至认为凭借着人类自身的能力就一定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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