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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
即是奔向女性的生态本位,洋溢着浓郁的原生态色彩;精卫“填海”
,看似妄图干预生态系统,实质是以女性温和、阴柔的方式实践人、禽、山、海、木石等自然形态的互流。
随着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形成,人类也由阴阳同体过渡到男耕女织模式,自然的自由随着女人地位的贬低而被压抑,人与自然逐渐走向不和谐。
总之,中国女神发生、成长于阴阳和谐、阴阳互渗的特殊文化土壤,代表着人类精神上最初的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为女性生态主义重写历史提供了最佳的解读文本与良好的发展契机。
第五,取象与交感。
神话秩序下人与自然符号的生命纠集。
“象”
是中国文化独特的生命符号。
神话秩序下人类将目光投向自然,在对自然的俯仰优游中寻找表达内在情绪的感性符号,以此形成与自然的生命纠集。
汉族、壮族、苗族等族流传的伏羲神话中,八卦的发明是在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自然运行、宇宙变化的基础上,对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类自然现象的归纳与符号化,从而用自然生命来表达对人类生命的理解。
仓颉神话中的汉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水族的水文字本身就是将客观世界凝固在象征意义的符号中,既保持着自然生命的原初状态,又融入了人类心灵对宇宙的感悟,体现出浓厚的生命基调。
意象与文字之象的发展衍生出一个由言到象、由象及意的中国文化系统,“象”
所传达的“意”
不是用概念去表达,而是通过与自然万物的交感达到意绪的超升,在深深的内在体悟中,复演神话的自然世界。
中国神话虽然由不同的民族神话组成,且表现形式多样,但其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深层内涵所流露出的强大的影响力以及潜在的系统性,却是西方神话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说,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初期阶段,这种“诗的形而上学”
、“诗的智慧”
是与中国古代哲学、宗教、艺术及政治诸领域的发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观是对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延续与再发展,而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发展又不断改写和完善中国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文本形式,甚至大量的文学、哲学巨著,本身就有着对神话的记述。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早期的传统文化与神话文本的发展是一个互相交织的过程,两者的互补、渗透,共同规定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与走向。
[1]李颖、王洪波:《意象:东方美学的核心范畴》,《求索》2007年第2期。
[2][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34页。
[3][美]庞德:《回顾》,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08、109页。
[4][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153页。
[5][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45页。
[6]王钟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143页。
[7][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第28~29页。
[8][苏]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170页。
[9]王钟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148页。
[10]张浩:《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29页。
[11]邓启耀:《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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