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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及玉树地震灾害中，出现了诸如山体倒塌、地缝开裂、泥石横流、河流改道、堰塞湖等大量生态灾害现象，这些现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与女娲神话记载的恐怖情状十分相似，所谓“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
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
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情景，不过是地震后引起的次生灾害，从而造成天地、人畜之间的生态失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秩序遭到破坏的恐怖情景。
由是观之，我们可以说，女娲“补天”
主要是对原始先民治理地震自然灾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水灾等次生灾难的记述。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滛水”
。
首先，女娲从东海之外的海上仙山——天台山炼石，烧炼了49天，熔炼出了胶状的补天石；然后，女娲花费了7天的时间，修补完苍天上的大漏洞；接着，女娲杀了一只大海龟，取其四足立在大地的四周，以代替擎天大柱；再次，女娲把水边的芦草焚烧成灰堆积起来，填到冀州大地的裂缝里，以堵塞大水的涌出；最后，女娲杀死了邪恶势力的元凶——黑龙，以震慑其他的凶禽猛兽，最终取得了治理自然灾害的成功。
而“女娲补天”
的材料也是自然之物，补天之石头、炼石之芦苇，乃至断杀之鳌足，都是纯天然的自然常见动植物，只有女娲特有的慈爱、纤细、敏感母性之心，才带领氏族成员将这些自然之物精致、细密、丝丝入扣地融合、配置，实现着对地震这一自然的修补。
天，乾也，至刚之物；女娲，地母，坤也，至柔之物，然而至刚之天发生灾祸时，只有由至柔之大地母神才能担负起如此艰巨的补天大任，也表明只有天地和谐、阴阳和谐，天地合德、阴阳合德，才是沟通宇宙的生态密码，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值得注意的是，女娲的“补天”
与现代“勘天”
有着重大区别，前者是以天地为本，人进行辅助性修复，后者则是以人为中心，视天地为可以主宰的工具。
女娲补天神话是以母性之心投入到自然的生态链接之中，呈现的是人神在无序的自然世界中，与天地进行横切横截式的沟通、渗透，追求着自然秩序的生命努力。
于是绚丽的苍天之下、肥美的大地之上，原始先民在治理自然灾害之后开始重建家园，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呈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局面。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治灾神话“女娲补天”
对应的时期，学者通常认定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
马克思在概述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分期时写道：“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要是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性工具。
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方法的时期。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3]马克思所说的蒙昧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野蛮时代则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是两个相互区别、相互连接的阶段，共同构成人类的起源阶段。
神话中的女娲时期，中国的原始先民进入新石器时期，并逐渐学会农业生产。
这一时期，先民们开始远离旧石器时代的单纯向自然索取的非生产性劳动——采集狩猎，而从事一种基于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生产性活动——农业生产。
这种农业生产，最侧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改造自然，自然也会在此过程中影响人类的活动。
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不同，也与西方野蛮时代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新石器时代不同。
首先，农业生产需要寻找一个适宜农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且必须不断地进行治理和改造方能维持，稍有懈怠或中断便会前功尽弃。
其次，农业生产还需要一套远比狩猎复杂得多的生产技术——水利设施、天文气象知识、养殖技术知识等，才能进行生产。
这就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定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中，合理分工，齐心协力，常年不懈地对自然生态进行积累与维护。
正因如此，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对以农业生产、定居生活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女娲部落来讲，不但直接破坏了自然生态的整体平衡，而且严重危及部落的生产性活动，甚至对部落的生存造成直接影响。
因此，当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遭受到严重危机之时，当时的部落的女首领（家长）——女娲，必须走在治理灾害的最前列，带领部落成员战胜自然灾害。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女娲治理地震灾害是中华民族通过有组织的、自觉的人类活动抗御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恢复自然界的正常秩序，它是治理自然灾害的开端，又是中华民族治理自然灾害的基础与根据。
女娲以后的时代，每一位部落首领或者是“政治领袖”
，都不约而同地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作为最为重要的“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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