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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如公刘、邵燕祥、李瑛、张永枚、严阵等，诗歌创作的题材选择常常集中于某个生活领域，抒发了对于现实美好和工农兵模范人物的赞美之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民国时代已享誉诗坛的现代诗人如艾青、田间、何其芳、臧克家、牛汉、鲁黎等，亦在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转变中不断有新作问世，不过大多成就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成立之后进入创作高峰期的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如蒙古族诗人纳·赛因朝克图、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体现“十七年诗歌”
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
“叙事诗”
创作成绩突出。
郭小川、闻捷、李季、阮章竞等都曾在这一时期有意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探索，其中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叙事诗创作上取得更为明显成就的是少数民族诗人。
由于少数民族有着叙事诗传统，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少数民族诗人在此类创作方面显得得心应手、顺然成熟。
著名的有纳·赛音朝克图的《南迪尔和松布尔》、莎蕾的《日月潭》、阿·吾铁库尔的《喀什之夜》、韦其麟的《百鸟衣》、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的《虹》、汪承栋的《黑之英雄》、吴琪拉达的《阿之岭扎》、李旭的《故乡的人们》（又名《延边之歌》）、艾哈迈德·孜亚和穆·萨迪克的诗体长篇小说《热碧娅——赛丁》《伊犁河的子孙们》（第一卷）、丹真贡布的《拉伊勒和龙木措》、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阿斯哈尔的《马勒比海》，等等。
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史诗作品，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的《阿细人的歌》、傣族的《召树屯》、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撒尼族的《阿诗玛》以及流传于多地的《格萨尔王传》等，都无疑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资源。
“十七年”
时期的诗歌，总体格调上呈现为“颂歌”
形态——回顾艰难困苦的革命历史、赞美火热动人的现实生活、想象光明灿烂的美好未来、描绘无私奉献的英雄剪影、抒发壮怀激烈的政治情怀，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共同追求。
“十七年”
时期，诗歌在艺术上的探求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诗作中对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
的化用、郭小川吸收中国古代的辞赋体的铺排手法创作了新辞赋体、闻捷等人诗作中的“民歌风味”
、少数民族诗人对于本民族诗歌传统和民间文学手法特征的创造性吸收与运用，等等。
总体来看，“十七年诗歌”
作为现代白话诗的一个阶段，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对中国现代白话诗的成熟做出了贡献。
（二）80年代诗歌感应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诗人的创作一方面仍与政治抒情有着千丝万缕的牵系；另一方面现代主义的诗歌技术开始为诗人所运用，诗歌开始摆脱直白而注重意象化。
在诗情表达上，多样化的人性内涵为诗歌多所摄入。
80年代诗歌的主流是“朦胧”
诗潮。
朦胧诗以北岛等人的《今天》派为主体，主要的诗人有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芒克、多多、江河、英子、欧阳江河、王小妮等。
代表性作品有北岛的《回答》、食指的《相信未来》、舒婷的《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双桅船》、顾城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梁小斌的《祖国，我的钥匙丢了》以及杨炼的《诺日朗》等。
朦胧诗肇始于“文革”
后期，经常运用象征隐喻等具有掩护性的修辞手法，以表达政治的叛逆、信仰的迷茫、人性的苦难和对未来的执著追求。
其中，北岛的风格更趋向于格言警语式的象征表达；舒婷喜欢使用具有古典韵味的意象抒情感怀；顾城的纯净如沙的“童话王国”
中总是潜伏着“黑暗”
的记忆；杨炼的诗作则喜欢以青藏高原及藏民信仰为书写的意象，运用神话原型，集合密集繁复雄壮的意象，表现原始欲望和潜意识。
朦胧诗派的创作，浸染着现代主义的风尚。
诗的意象，既与其身处的政治语境相关，又指涉着广泛的文化和人性领域，其隐喻内涵复杂丰富。
“朦胧诗”
的出现使中国当代的诗歌终于走出了五六十年代诗歌的直白政治抒情的泥潭，冲破了此前颂歌、战歌式框架，显示了现代诗歌的美学价值。
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反思思潮在诗歌领域得到回应，出现了一批富有政治意味的抒情诗作，主要的诗人诗作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公刘的《哎，大森林》、艾青的《古罗马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内容多是对“文革”
的反思和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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