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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本时期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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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
是“十七年”
文学时期出现的一种重要诗歌类型，它以诗的形式抒写抒情主体——“集体（阶级）代言人”
对革命历史、政治事件和政治斗争的讴歌与评说，传达诗人崇高的思想觉悟和激越的政治豪情，它常以铺陈的手法、分明的节奏和铿锵的声韵实现诗歌的政治鼓动和精神重塑功能，形成这一时期诗歌创作风尚，聚集了一批诗人。
可以说，“十七年”
文学时期的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并以自己多寡不一的创作参与到“政治抒情”
的潮流中。
有代表性的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依甫江·艾利耶夫（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晓雪（白族）、巴图宝音（达斡尔族）、汪玉良（东乡族）、木斧（回族）、哈拜（锡伯族）、库尔班·阿里（哈萨克族）、康朗甩（傣族）等。
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1949）、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0）、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1955）、贺敬之的《放声歌唱》（1956）《雷锋之歌》（1964）、纳·赛音朝克图《狂欢之歌》（蒙古族）、铁依甫江·艾利耶夫《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维吾尔族）、晓雪《祖国的春天》（白族）等，被认为是当代“政治抒情诗”
的经典诗作。
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发展受到当代政治的影响十分明显。
“政治抒情诗”
是这一时期诗歌积极介入政治而生成的一种典型的当代颂歌形态，由于这种诗歌形态有助于确证新政权的合法性，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认同感，激发民众的生产斗争**，它最终普泛化为当代诗歌的主导样式。
这类诗歌歌颂的对象主要为新生的“共和国”
、新政权的领导者及“工农兵”
。
就艺术资源而言，“政治抒情诗”
既继承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左翼诗歌”
的革命斗争精神，又发扬了中国现代诗歌浪漫抒情传统，同时还吸纳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提出的“无论是歌，还是诗，都是旗帜和炸弹”
的诗学理念。
“政治抒情诗”
作为“十七年”
时期和“文革”
时期代表性的诗歌形态，具有当代颂歌的基本特质。
它的最突出的特征是题材的政治性，具体表现为：其一，直接书写重大的政治事件，或从政治角度切入社会现实生活，呈现人们亢奋的政治情绪。
在政治挂帅的五六十年代，现实的社会生活被普遍染上政治色彩，诗歌担负着政治宣传和鼓动的功能，政治事件（斗争）成为政治抒情诗的重要题材。
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抒写的是诗人对新生“共和国”
的礼赞与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胡风《时间开始了》的题材同样与新中国成立这一政治事件有关，诗人满腔热情地颂扬“祖国”
的诞生：“祖国，我的祖国今天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礼全宇宙都在向你祝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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