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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证明非政治的、民间伦理秩序的逻辑就一定代表下层阶级的阶级意识。
而且毫无疑问，就算这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意识形态，它也被利用来作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但它的确作为某种已被接受的，大众化的共识在这个剧本中发挥着潜在的定义和限制政治权威的作用，从而给观众留出了一个可认同的空间。
与歌剧本相比，电影《白毛女》改写并强化了某种带市井文学色彩的爱情主题。
在歌剧中，“非政治”
的叙事焦点在于一个毁灭喜儿家庭、践踏和谐平安伦理秩序的恶势力终受惩罚，蒙受苦难的良家女子终于得救，申冤复仇。
而在电影里，这个民间秩序经过了某种翻译，在毁灭与复仇之外，还引申出一个有情人悲欢离合、终成眷属的好事多磨式的情节。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86～194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2.如果说歌剧《白毛女》与舞剧《白毛女》存在一种对立的话，那只是叙事话语与象征话语的对立。
叙事的目标在于建立起抽象的国家本质。
由于这是将具体自然的生活组织起来的过程，因此，叙事总需要将这种不自然的组织过程自然化，努力将叙事变成“现实”
，让被叙述者尽可能感到本质的生成过程是自然的、只能如此的过程。
如果说叙事的目的是将丰富复杂的现象归纳到一种共同的本质中去，那么象征则刚好相反，它是一个演绎过程。
象征的任务是将已经明确的、抽象的、先验的本质具体化，通过活生生的现实展示这一过程，当现实生活与这种抽象本质距离过大时，象征不像叙事那样为了“真实”
而牺牲本质——像赵树理乃至周立波的小说都以强调“写真实”
出名，象征总是毫不犹豫地为了求证抽象本质而牺牲可见的“真实”
而寻求更高的“真实性”
。
象征与叙事的冲突，通过江青的象征主义文艺思想与周扬的写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对立显示出来。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290～29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3.和《年轻的一代》一样，《千万不要忘记》的“新”
，正在于剧本隐约地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焦虑，关于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
毫不奇怪的是，评论者都认为两者是“引人深思”
“发人深省”
的好戏。
两出戏不仅在现实生活的深层揭示出“阶级斗争”
这样一个“真实”
，而且直接提出了一个如何重新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这样一个问题。
换言之，正是通过这两个剧作，“日常生活”
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并且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
而且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忠实地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盲点，指涉着一个时代的选择困境。
《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通过对真正问题的转移和压抑反而忠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经验以及这一时代的巨大的集体性焦虑。
如前所说，《祝你健康》这一剧名表达了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惑的欲望，《千万不要忘记》则已征兆出对真正问题的回避，内在的焦虑外在化成异己的、需要否定的他性——“资产阶级泥坑”
、“病菌”
和“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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