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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日本“普罗文艺运动”
为榜样再“多多参入批判、指示的精神，加重挑拨煽动的色彩”
并将艺术上的要求当作“资产阶级”
的要求加以批判。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剧联初期演出的剧目不少是急就章。
曹树钧：《左翼戏剧的贡献及局限》，载《社会观察》，2007（5）。
3.（《这不过是春天》）从剧本表面情节看来，这是一出追捕革命者的革命题材的戏剧。
但是实际上戏剧中的主人公不是革命者，而是警察厅长夫人。
作者并不关注情节中包含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而倾心于厅长夫人及剧中其他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
……在厅长夫人身上充满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纯情挚爱和世俗利益的矛盾，物质享受和精神空虚的矛盾，青春不再和似水流年的矛盾，强烈的虚荣心和隐蔽的自卑感的矛盾。
其他人也同样如此：秘书为保住自己的职业而斗争，侦探利用夫人与旧情人的矛盾来为自己谋利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戏剧的矛盾冲突，但并不像曹禺剧作那样引起观众心灵的震撼，而是让观众在得到娱悦的同时感受剧本的魅力和进行认真的思考。
……李健吾的剧作时代性都不太强，但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话俏皮利落，结构严密紧凑，构思奇巧而追求趣味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436～4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李健吾对于中国喜剧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风俗喜剧的发展，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上的卓越作用是无可否认的。
……李健吾曾经这样评价过莫里哀的喜剧成就，认为它们无不扎根于世态和性格的深处。
实际上，他本人的喜剧作品的美学意义也正在这里。
正是靠着这两个坚实的基点，作家将浓郁的生活情趣、丰富的幽默感、才气盎然的机智、温和的讽刺、淡淡的忧郁和深刻的哲理融为一体，形成了李健吾风俗喜剧独特的美学风格，给人以蕴藉丰厚耐人品味的审美感受。
张健：《试论李健吾在中国现代风俗喜剧中的地位》，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4）。
5.《以身作则》里的徐守清用那套“礼义廉耻”
的三纲五常来解决所有问题，但显然是不堪一击。
以身作则的徐举人到头来是以身不作则，整出剧里最不懂做人道理的不是金娃，而是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的徐守清。
女儿徐玉贞在大门口站了站，就用《女诫》中“阴阳殊性，男女异行”
反复盘问教导，结果女儿被训哭跑走了，他倒慌乱起来，忙不迭地喊着佣人去照顾；儿子徐玉节跑着进厅房，就被训斥走路没有做到孔夫子的“足蹑如也”
，还要听父亲滔滔不绝地教诲“君子慎独”
，结果自己倒去调戏张妈，被儿子撞见了，心虚地红着脸狡辩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和“非礼勿视”
来……徐守清防备着一切违反伦理纲常的言行，却防备不了他自己那一丁点无法抗衡现实的“后天生命”
，一面让人看见他丢掉现实，把礼教伦理的世界作为他拥有的完美，一面他又不得不成为现实的奴仆，任现实把他的“完美”
，击得落花流水。
一度对他“别有用心”
的张妈对他的评价很是中肯：“别瞧老头子在外面装模作样，其实一肚子的鬼”
，有时却“有情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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