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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谨：《中国戏剧的当代发展与中国戏剧十七年反思》，载《戏剧文学》，2001（8）。
2.总体上看，十七年的话剧文学创作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片面强调话剧的革命战斗传统，话剧被高度政治化。
十七年话剧高度政治化的突出表现是话剧成为了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的宣传工具和政治斗争的武器。
从宣传婚姻法、抗美援朝到农村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和反修防修，历次运动都有大量话剧创作与之相配合。
十七年话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正剧成为话剧创作的主流，悲剧和喜剧日益贫乏并走向衰落。
话剧的“歌颂”
、“教育”
等政治功能不断被强化，人们的悲剧观念与喜剧观念日益片面和狭隘，这就导致了在话剧文学创作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多运用正剧这种体裁来反映生活（无论当代生活还是历史题材），而视悲剧和喜剧创作为畏途。
在十七年话剧中悲剧基本消失，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悲剧是揭露和抨击旧社会和旧制度的武器，而社会主义制度已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悲剧的社会基础，因此，现实题材的悲剧创作实际上已不可能，而一些历史题材的剧作，因为要强调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教育鼓舞作用，往往也将悲剧素材作正剧处理。
而自现代以来强调喜剧的暴露与讽刺功能的思维习惯延续至当代，因而喜剧也被认为不适合描写正面英雄人物和歌颂新社会新生活。
胡德才：《论十七年的戏剧文学创作》，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3.1956年前后出现的“第四种剧本”
主要受苏联“解冻”
思潮的影响，它们积极干预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和情感的人道主义情怀，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框框，体现出剧作家对现实的独立思考。
在“第四种剧本”
中，形象创造不再是社会本质的载体或某种观念的代表，而是有思想和情感、矛盾和困惑的人。
“第四种剧本”
的形象创造，首先突破了所谓戏剧只能描写代表“社会本质”
的正面人物这种庸俗社会学的典型观。
在他们看来，戏剧不一定必须写正面英雄人物，普通人物、落后的或中间状态的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都可以成为戏剧的主角。
《新局长来到之前》中的总务科长刘善其、《葡萄烂了》中的陈主任、《开会忙》中的荣主任等形象创造，都以讽刺的极端化与漫画化，反映出作者执著地抨击丑陋的表现手法；而《布谷鸟又叫了》《同甘共苦》《洞箫横吹》等剧作，剧中的主要人物如童亚男、刘芳纹、刘杰等，又都是生活中平凡的普通人。
在这些剧作家看来，戏剧的形象创造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应重在描写人物的命运，尤其是要写出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这里的性格又不是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戏剧中所写的，只是人物的某种脾气或怪癖，或是某种思想观念的符号，而主要是在生活的复杂性中表现出来的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
那么，戏剧的形象创造应该如何才能突破黑白分明的正、反面人物的模式，而写出人的真实和真实的人呢?他们认为，首先要写出人的性格的真实性。
在这方面，岳野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从“文学是人学”
出发，岳野“觉得不能简单地把人分成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那是不科学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性格形成都是很复杂的，有时这个问题上对了，但在某个问题上又错了。
人的本身也经常是矛盾的，矛盾解决了就又前进一步”
。
正因为人是充满矛盾的，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所以，“第四种剧本”
总是力求从多方面去描写人物性格，在形象创造中表现出人物个性的发展和人物成长的复杂过程。
《同甘共苦》中孟莳荆的形象创造就是如此。
一方面，作者描写了他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苦干实干的精神，他是位优秀的党的高级农业干部；另一方面，在感情和婚姻问题上，他又有大男子主义的封建意识残余。
而后者，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刘芳纹和华云带来感情的伤害。
作者没有把孟莳荆写成高大的正面英雄人物，而是着眼于把他作为一个“人”
去描写，写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可爱处和可恨处，揭示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尽管“第四种剧本”
的创作由于存在时间的短暂而数量不多，在戏剧的审美探索上也因未及充分展开不够完善；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们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去描写现实，就较少公式化、概念化的既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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