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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人喜欢扮演悲天悯人、勇于反叛、甘于奉献、乐于承担痛苦的角色，在对于外在世界的投入中表现出一种牺牲者的献身精神，而顾城则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出现，更多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
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1）。
7.舒婷那些表现自爱和爱人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它们的美学价值在于：对于忧愁的心，它是温柔亲切的笑容；对于痛苦多于欢乐的生活，它是扶助人们进取和追求的手。
诗人不是无可奈何地唱一个失血时代的挽歌，凭吊受伤的心灵，而是用理想观照现实，歌唱一代人的失落和追求，希望人能够按照我们所向往的那样生活。
她把视线的焦点投向人，关心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不满人的现实处境，把人放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中进行思考。
这类诗歌，当然有其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从十年浩劫的灾难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早已厌恶那种相互怀疑、仇恨和倾轧的“神圣荒唐”
的年月，布满历史伤痕的心灵渴望感情上的沟通，渴望温情和抚慰，同时希望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去爱好生活。
在这些方面，舒婷的自我意识与诗的经验和人们的情绪及要求取得了一致，因此她的不少作品成了人们交流感情的共同媒介。
王光明：《艰难的指向》，122～129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8.舒婷最早的成名作《致橡树》也是一首爱情诗；但饱含着作者主观感情的“橡树”
和“木棉”
这两个意象，都超出了爱情本身。
舒婷在这里否定的一种爱情观是依附：如冰霄花之于高枝，痴情鸟之于绿荫；另一种爱情观是奉献：如泉源送出慰藉，险峰衬出威仪。
它们都以压抑或牺牲一方为爱的前提，反映了长期封建社会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的一种历史积淀。
她所追求的是爱的双方彼此的平等：“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这个平等的基础是彼此的人格独立，只有这样的人格价值上的各自独立，才能有在真正平等基础上的相互扶持。
这样，舒婷在《致橡树》这首诗的爱情外观上，蕴含的是追求人格独立与尊严的思想内核，是一个更广泛也更深刻的主题。
这是舒婷诗歌普遍的一种观照方式。
当舒婷以一颗温柔善感的女性诗人的心去体味生活，并把自己体味到的这个温柔善感的内心世界倾诉出来，她的诗歌的外观往往比较单纯，而她所蕴含的内心感情的层次，又往往极为复杂。
这样，在舒婷的诗歌里，就存在着单纯的外观和丰富的内涵这样的二重性。
她写爱情，表达的是对人生关系的理想追求；她写友谊，激**的是她对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漠视的愤懑；她写自己的寂寞和骄傲，同时也是倾诉一代人对于这种落寞命运的不满和抗争。
刘登翰：《会唱歌的鸢尾花——论舒婷》，载《文学评论》，1985（6）。
9.80年代，在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道主义成为强烈的社会诉求，文学领域中的性别问题也开始得到关注。
在“朦胧诗”
这一汉语新诗潮涌动之际，舒婷率先在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也是女性的声音。
站在反思的立场，舒婷此期写出了《祖国》《双桅船》《神女峰》和《致橡树》等诗歌名篇。
从这些诗歌的题目到内容，女诗人的书写延续了“五四”
对“人”
的高度关怀。
由于其中同时蕴含着对女性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切，因此不少评论者将舒婷视为文学领域女性意识复苏的“早醒者”
。
不过，她在宣言或抒情式的诗歌作品中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还较少从个人色彩更浓的性别角色出发。
而当她试图以启蒙的姿态走向更深远的社会历史时，不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批评家谢冕曾指出舒婷诗中的双重声音：“一半是忧伤，一半是骄傲；一半是反抗的愿望，一半是‘无法反抗’的现实。”
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启蒙主义的脉络上，女诗人舒婷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作为启蒙诗人，在关注人生与社会时，她的理性思辨不如同期一些男诗人那样深刻和敏锐；另一方面，作为女性诗人，在涉及女性自我命运的救赎、女性与社会和男性的关系等问题时，她还无力透过现象对性别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尽管她打破了传统女性角色定位的窠臼，极力讴歌男女之间基于人格平等的友谊和爱情，但终于行之不远，未能进入更深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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