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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杭育热衷的“吴越文化”
等等）可以说是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显然又超出了“地域文化”
的范畴；三是民间历史空间的拓展，它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
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
，在历史被淹没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这也是对历史本源的一个匡复的努力。
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肥臀〉〈檀香刑〉为例》，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9.在新近的中青年作家群体中，刘震云是较早向权威历史话语表示了异议的作家。
他发表于1990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将阶级斗争这一正统观念作了别样的书写与解构，对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一历史轴心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深刻地揭示出了东方式权力斗争（家族斗争）的残酷性和原始性。
他用“权力斗争”
的法则消解了“阶级斗争”
的经典模式。
作品从普泛的文化心理层面艺术地再现了“官本位”
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怎样影响着、铸造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构成了人们对权力的畸形崇尚与膜拜，从而激起人们对民族文化中负面因素的思考。
作品的时间跨度近70年，从民国初年到60年代末。
为了一个小小村长的职务，竟然引起了同宗族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仇仇杀杀。
人们从作品中看到被权威历史观念所剔除了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历史事实：某些翻身后赢得了政权的农民，并不如理念中那般朴实与纯洁，那般无私与忠诚；相反，翻身后的狂热、低廉、短浅的实用主义，再加上一己私欲与流氓无产者品质依仗着手中的权柄得到了肆无忌惮的扩张，为权力的争斗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
刘震云确实给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历史的特殊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经典文本中农民形象身上所没有见到的“假”
“恶”
“丑”
。
很显然，刘震云并不着意于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他的全部用心放在了淋漓尽致地展示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惰性基因和负面价值上，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鲜明的人物性格，而是对整体中国农民的体察和观照。
赵联成：《历史母体的解构——新历史题材小说泛论》，载《当代文坛》，1997（1）。
10.刘震云是怎样以“再现的方式”
进入故乡的历史叙事的呢?《温故一九四二》采取的是悬搁“价值”
的方法。
在作品中，1942年发生在河南省、饿死三百万人的大饥荒，令人发指和全景观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作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关于“家乡饥荒”
的故事，一部分来源于北京图书馆资料的叙述，一部分来自传闻、采访、或者对历史的某种有距离的想象，叙事人还承认个别史实是出于他的加工编排，所以，“姥娘”
的故事很难说是十分可靠的。
因此，叙事人与作家的关系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层面：一，他代作家说出了故乡的历史苦难，表达了对底层社会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农民式的愤怒”
；二，小说中的材料，只有一部分取自作家的故乡，大部分则是无数个历史灾荒材料的缩写；三，正因为真正的“历史”
和“死者”
是不可能对话的，因而二者的关系中充满了某种游戏性和戏剧性。
在小说中，“附录”
一节写得最为精彩：国家大事、结婚离婚启事、寻人声明都被“烩”
在一起，历史正剧与日常生活合而为一，其中的用心大有深意，然而，这一切又被遮蔽在一种不确定的“叙述”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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