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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对于完全理念化、政治化的“文革”
文学的反动，也是对于偏重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特点的“寻根”
和“先锋”
文学思潮的一种转型，它是文化开放时代大众阅读期待和要求的内在表现。
从整体文化背景上来看，“新写实小说”
是90年代初各种政治文化力量协调妥协的一种体现。
在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人们失去了政治热情，也被摧垮了所谓的“精英”
意识，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一样，迫切地需要逃避以往，需要建立一个大众的神话去逃避自己的精神困境。
而主流意识形态也欢迎这一思潮，希望以之疗救人们心中的政治情绪，平和缓解社会气氛的紧张。
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220～22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池莉处理这个普遍的人生哲学命题的独特性：
其一，是她充分地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因而同时也肯定了人为实现这些欲望所作的努力和追求。
在池莉笔下，虽然像印加厚夫妇这样的小人物的欲望，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关于住房、工资、老婆、孩子之类，与“超人”
对于权力的征服欲和对于财富的占有欲绝无关系。
但是，正是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然而却表达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欲望，在证实着人作为有生命的欲望的生活在花朵的活泼生机和丰富多彩。
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的确是将“生活”
这个被人们“抽象”
过千百次的字眼，“还原”
成它本来的形式，让它本身显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其二，是她在肯定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的生存欲望的同时，也充分地注意到了人的受动性对于显示人的生存意义的价值和作用。
在《烦恼人生》等作品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池莉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对于各自的生存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亲和倾向。
在这一点上，池莉显然无意于净化生活或曰把生活理想化，而是让生活以它的本来的形相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从生活的矛盾和漩涡中体味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这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忍气吞声和逆来顺受……池莉把这种生活态度称作“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
，认为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正说明它具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意味和内涵。
于可训：《池莉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5）。
5.当下的社会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殊时期。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物质技术的张扬，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解构，世俗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理性让位给了感觉，精神让位给了欲望。
快乐原则成为文学世界的主导标杆。
从创作者来说，他们奉行“读者就是上帝”
的准则，他们以此为借口给自己寻找市场，并以市场效应衡量自己的创作价值。
这些创作者根本忽略自身的“主体性”
和艺术创作的神圣性，责任、道义、精神的东西都远其而去，只要读者喜欢我就挖空心思去写，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
从读者方面来看，在当今世俗化风气弥漫的空气里，相当一部分读者趋从于世俗的享乐原则，对文学只求瞬间的快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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