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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出现了大批的“英雄传奇”
，当然不是偶然的；《新儿女英雄传》（孔跃、袁静作）、《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作）、《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作）等等，都是风行一时的。
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所谓“新英雄人物”
，首先强调的是“群体”
（革命的政党与革命政权）的，而非个人的作用，个人是群体（党）培养的，离开了群体（党），即使是英雄个人也毫无价值，这也就暗示了新英雄对群体（党）的依附性。
如果说这是一种对于战争的“英雄性”
的体验与想象，那么，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边缘性作家，他们穿透战争的废墟，发现的是战火中的人的日常生活的无言的价值与美。
或者如我们一再引述的张爱玲所说，经历了战争的大破坏、大毁灭、大劫难以后，一切都变得“靠不住”
，于是人们“攀住了一点踏实的东西”
，发现了人的“日常生活”
这一最稳定的，更持久、永恒的人的生存基础。
并由此而引发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从而产生新的体验与想象，新的把握与审美方式：更愿意从“人生安稳的一面”
“和谐的一面”
，而不是从“飞扬的一面”
“斗争的一面”
去把握与表现人和人生。
几乎所有的边缘性作家都扬言，他们要写“不像小说”
的小说，这实际上就是对前述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从斗争、飞扬方面去把握与表现人和人生的审美方式的拒绝，进而拒绝了与此相应的以塑造人物（特别是所谓“新人”
的英雄人物）为中心的，注重情节的传奇性，矛盾、冲突的尖锐与集中，精心设置结构（对横截面的，或展现矛盾的开端、展开、**、解决的完整过程的封闭式结构的追求）的小说模式，也即戏剧化的小说模式。
……他们在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于战争中的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发现与体验基础上的。
“小说的散文化”
中的“散点透视”
，正是要表现未经结构的生命的本真形态；“回忆”
中时间线索的削弱，小说的空间化，正是表明了对人的生命（生活）的“恒常”
的关注与对“变数”
的有意忽略；“小说的诗化”
，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某位散文家所说的“词化”
，即是“人的感情不用于战斗，而用于润泽日常生活，使之柔和，使之有光辉”
，并且达到“生活的升华”
（胡兰成：《读了〈红楼梦〉》）。
这里似乎存在着两个过程：首先是将外在的日常生活化为内在的体验，从而达到一种主观化；并进而感悟到日常生活背后（更深层面）的“底蕴”
——我们可以称为“诗性哲学（哲理）”
的东西，它是与日常生活的感性形态融汇为一体的（而非作家着意拔高外加的），是汪曾祺所说的“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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