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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更热烈地赞美与肯定“人”
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呼唤感性形态的“生”
的自由与欢乐。
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总结性的意见：“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应当看重。”
鲁迅也将人的生存权利与保证人的正当欲望——物质的充分满足与精神的充分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
人们还听到了如下历史性的呼唤：“世上如果还有其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鲁迅），“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鲁迅）——“五四”
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审美意义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喜、乐、悲、愤、爱、恨……都被引发出来，在空前广阔的审美天地里，作自由的、奔放的、真实的、自然的表现，无所顾忌地追求“天马行空”
的心灵世界，“天马行空”
的感情世界与艺术世界，实质上就是追求人性的“放恣”
状态。
这对于习惯于压抑自己情感，心灵不自由的中国人，自然也是破天荒的。
钱理群：《试论“五四”
时期“人的觉醒”
》，载《文学评论》，1989（3）。
6.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
是民族生活的中心一环，而“五四”
时期的中心议题是“伦理”
和“文学”
。
“道德革命”
与“文学革命”
，成为“五四”
新文化运动并立着的两面旗帜。
“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
（茅盾《读〈倪焕之〉》）。
文学，充当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
（茅盾《“五四”
运动的检讨》），它比当时的政治生活更深刻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
任何研究“五四”
时期的历史学者，都不能绕过文学。
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作者，曾经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政治的统辖，他们以巨大的非文学的热情，掀起文学变革的滔滔浪潮，而当“五四”
文学作者投入奔腾呼啸的历史洪流，则既挟带着非文学的热情，又保留着对文学本身的热情。
与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作者相比，“五四”
作者的审美心理开放得多。
他们具有更细致的艺术感觉、更强烈的艺术反叛心理，也更有悟性。
因而，他们的作品蒸腾着较多的人生气息，浸润着较浓的艺术气氛。
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造成了巨大的煽动性，“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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