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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戏曲原型（模式）。
据说在《白毛女》创作的初期，曾有新文艺剧作家（他们显然受过西方文学与“五四”
新文学的影响与熏陶）利用这样的民间素材，写成了一个“以破除迷信，发动群众为主题”
的剧本；后来，经过鲁艺工作团的集体讨论，由剧作家贺敬之、丁毅执笔，提炼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的全新主题。
从这一创作过程，可以看出，《白毛女》的创作是民间（农民）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五四”
新文化与革命文化三者的融合。
因此，全剧主题不仅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性——把戏剧的主题提到社会制度的高度，完全纳入了“歌颂新政权”
的时代主题；同时又坚持了“人的解放”
的“五四”
新文学的主题，纳入了现代文学传统；而这样的主题提升，并没有脱离“人鬼互变”
的民间与传统文学的基本模式。
除了总体的艺术构思之外，在具体的艺术处理上，也都十分注意农民观众欣赏趣味与习惯，注意从民间戏曲中吸取养料。
如全剧戏剧冲突尖锐，情节极富传奇色彩，人物黑白分明，黄世仁的凶狠、****，杨白劳的善良、忍辱负重。
喜儿的不屈的反抗性格，都被充分地强化，这都是适应农民要求“明确、强烈，有劲（力）”
的审美趣味的。
同时，剧中又插入像“除夕过年”
那样的充满生活情趣（包括诙谐趣味）的场景描写，表现了以家庭与邻里和谐关系为中心的民间日常生活的理想。
并以喜儿与大春的“青梅竹马”
的爱情故事作为情节发展的副线，并由此展现了“鸳鸯拆散”
——“绝处不死”
——“英雄还乡”
——“相逢奇遇”
——“善恶终有一报”
等一系列情节线索，这都是农民观众所熟悉的，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就是说，在歌剧《白毛女》中是同时存在着政治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与民间的两种话语，它们之间的统一，使《白毛女》获得了成功，不但成为“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
，而且对中国老百姓始终具有吸引力。
而两种话语的矛盾也为以后《白毛女》在改编中不断变形，留下了空隙。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622～6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靠着政治**的燃烧，《升官图》中的讽刺具有了一种中国喜剧史上极为罕见的力度感。
就其来源分析，这种力度感首先来自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片断性与怪诞性。
正如布莱希特所说：如果要将那种正在给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丑恶写成一出政治讽刺喜剧，就必须强调“片断性和怪诞性”
而避免所谓“普遍而又深刻反映历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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