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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指导思想是强调作家到农民中去接受改造，往往就对农民思想意识中的狭隘、保守、消极的成分缺乏自觉的抵制，在接受农民以及农民身上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情操与审美意趣的同时，也接受了某些传统文化道德中的封建性因素以及农民的小生产意识的消极影响。
这种消极影响自然也反映到文学观念与审美追求上。
如过分强调“生活是怎样，文学就怎样”
，把文学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以及由之产生的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实用”
效果，由之产生的“写中心、演中心，为中心服务”
的创作倾向，等等，都是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
也曾经有些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民主意识改造小生产者意识的问题（例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却遭到不实事求是的批评，这就使得农民小生产意识对解放区文学的影响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
解放区文学“寻根”
在与现代意识结合上存在某些不足，对新文学发展特别是现实主义发展造成了新的束缚。
联系解放区文学“寻根”
的成就与缺陷，再返观《讲话》，也许可以有更客观的清醒的分析：无论是解放区文学的成就与缺陷，进展与局限，又都与《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直接有关。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66～1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大后方的“民族形式”
问题之争，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
引发的分歧，“民族形式”
的中心源泉究竟何在，其实是文艺运动方向何在的问题。
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
在事先把创造文学的“民族形式”
当作必需目标的前提下，论争者围绕着如何创造“民族形式”
展开讨论的事实，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已经内化为论争者的理论自觉，成了文学话语的无意识禁区。
在此范围之内，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又进一步遮蔽了论争的思想空间，衍生出了寻找并确立排他性的、创造“民族形式”
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意识形态冲动，左右了“中心源泉”
之争。
复次，论争者始终未能突破向林冰“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
的公式，发现向氏以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来割裂唯物主义普适性原则的错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已经同时硬化为论争者的意识形态教条，限定了他们的思考能力，并随着论争进入思想史，限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话语空间。
今天看来，上述这些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段从学：《“民族形式”
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5）。
泛读作品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
吗》
评论文献索引
黄修己.四十年代文艺研究散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4）.
朱德发.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4）.
蒋星煜.孤岛文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1）.
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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