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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都出于历史“意料”
各有所兴盛，构成了日占区文学的基本格局。
这无疑揭示了日占区文学史中存在着中心——边缘这样一种基本框架，在日占区，由国家、民族关系决定的主宰和被主宰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置于被殖民的边缘状态，不断加深着人们遭主宰、受胁迫、被殖民等边缘体验。
正是这种边缘结构、边缘状态、边缘体验的同一指向使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都成为日占区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生存方式。
黄万华：《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前言》，见《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延安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物，是一种经历了较大自我嬗变的文学形态，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期。
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
的新方向，延安文学也终于由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转换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
显然，这里的延安文学并非是指前期延安文学，而是指文艺整风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后期延安文学。
在当代文学的一元化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这在50年代经历对丁玲、萧军等人的“再批判”
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在这里想探讨的其实就是这个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
如上所述，后期延安文学是在文艺整风的语境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学形态，它的实践形态及其后所产生的文本内在地决定于它所依附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这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
因而，探讨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首先应该明了延安文学观念的性质。
而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嬗变来说，延安文学的历史无疑呈现了它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均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过程。
我认为，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
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其发展始终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较为普泛的民族主义，这在延安文化界倡导的“民族形式”
论争中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以民族—现代性为内涵的现代性形式。
但发展至后期，民族主义由于阶级论观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嬗变为阶级—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随之走向了“党的文学”
阶段，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
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
这个“党的文学”
在我看来乃正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
延安文学因之不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党派文学或党的文学。
党的文学不仅凸现为一种文学观念，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学样态。
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
，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
，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是不确切的。
因为延安文学的本质是由文艺服从政治这一根本原则所决定，再后来“政治”
实际转化为党的政策和个别领袖人物的指示，在此种状况下，工农兵怎能会有自己的话语呢?怎能会有自己的文学呢?关于这点，只要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了整风期间所发生的文学事件、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及其意义形态化品格，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袁盛勇：《重新理解延安文学》，见《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97～398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7.40年代解放区文学在主流权力话语的强制规范下，尤其延安文艺整风后不少作家心惊胆战地压抑或藏匿了主体化的情感意识与个性化的审美追求，以人格的政治化与思维的一体化推进模式化的写作，在文学大众化或民族化、现代化或世界化的道路上树起一座“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的里程碑；然而若是以“两化”
（现代化与民族化）视角重新审视这座里程碑便会发现它上面已粉饰并涂盖了解放区文学的潜在危机，即以“人民”
（即工农兵）为本位的“人的文学”
向以“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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