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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20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邓实等为代表的“国粹派”
思想的形成，把近代文化保守思潮推到了巅峰。
国粹派是在几次西学大潮冲击下，在中国文化有灭亡危险的现实中产生的思想，其核心就是邓实在发起国学保存会时所提出的“发奋保存文武之道”
。
因此，国粹派学者无不反省欧化，以抑制西学、弘扬中国传统作为文化主导取向，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的排斥西学新知，如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中就提倡中西兼取。
许守微《论国学无阻于欧化》也明确宣称“国粹”
与西学互补，可惜西学进入中国三十年来，国人却不能较好地加以利用。
于是反思得出“国粹”
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寄托，立国之本，要大力提倡和弘扬。
第四，南方《学衡》派与继之而后的新儒学的复兴，是民国时期文化保守思想的主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炽盛时期，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等一批新老学者与之相抗衡，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中西文化大讨论，由此又产生了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与北方《新青年》对立的南方“学衡派”
。
该派的形成标志是1922年《学衡》杂志的创刊，一批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柳诒徵、蒙文通等为之撰稿，提出“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的宗旨。
就其国学研究而论，该派颇有成就，而论其文化主张，显然是反对新文化的保守观念。
同时，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尊孔和捍卫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开启了新儒学，到了1935年陶希圣等“十教授”
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使这股思潮再次占驻保守文化的主要阵地。
当时的学者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钱穆的《国史大纲》、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正是这股思潮的成果展示。
从上述近代文化保守思想的演进来看，其本质是与民族性结合而形成的文化回流。
但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学人与其文化主张，又有其特殊之处，即保守与革新往往是交互的。
比如洋务大臣既引进西方技术，又以中学为本;康有为主张维新变革，又大谈“孔教”
;章太炎倡导种族革命，却又主张文学复古，而他的弟子又成为了五四新文学的健将;胡适提倡西化，倡导文学革新，却又强调整理国学，认为考据方法是科学，而他的弟子顾颉刚又从故纸堆中作“疑古”
的论断。
诸如此类，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文化革新与保守的相对性与复杂性是文化的现代进程中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其三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问题。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诸如是否立“孔教”
、新旧“文体”
、中西“政体”
以及“东西文化”
的论争方兴未艾的时候，于1923年经过长期酝酿又爆发了一场有关“科学与人生观”
的论战，也称作“科（学）、玄（学）之争”
。
其成果在当年年底分别由上海亚东图书公司、泰东图书局出版，即《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的论战》两本论文集。
这次论战的主将是生命哲学论者张君劢与地质学家丁文江，幕后主使者是梁启超与胡适，参加者则有任叔永、孙伏园、林宰平、张东荪、章演存、朱经农、唐钺、王星拱、吴稚晖、陈独秀等一大批学者，论争的中心议题就是“人生观与科学的关系”
。
其中以张君劢和丁文江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张君劢在《人生观》的讲演中有一段总结性的陈词，他说当今中国都在谈新文化，但是文化转移的关键就在于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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