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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学革命从形式推进到了内容。
鲁迅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把文学内容和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诸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脍炙人口的不朽作品，使文学革命得到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发展。
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化内涵，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进化论批判旧制度的孔学，如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从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观念上扬弃孔子及其儒学。
第二，以民权、平等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及孔学道统，如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针对当时复辟尊古派提出将孔教立为宪法说法给予了批驳，具有对旧文化反省的普遍意义。
第三，以现代生活与科学精神批判孔子的礼教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封建纲常名教。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高扬科学、民主，实际上也是反对旧纲常礼教的宣言。
他认为，要拥护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赛先生（Sce），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而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都是对这一思想的宣扬。
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引导中国人在更高的文化整体上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
而就反帝而言，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立场上，同样借助了西方科学文化思想，通过改变旧的政治文化与伦理观念的方式来达到“救亡图存”
的目的。
也正是因为对新、旧文化问题讨论的深入，中、西文明冲突的表现形态也就显得更为广远，更为复杂。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西方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国社会性质之争，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现代新儒家的产生等问题，都是围绕着西学与实学这一中轴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
三、“西学东渐”
带来的转变
从上述阶段性发展看“西学东渐”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两大转变最为明显:一是农业社会文化向工业社会文化的转变。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以陈独秀、吴虞、胡适等人对旧礼教的批判为例，说明当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文化大势。
他认为，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思想的代表就是孔子。
因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两千余年的中国农业社会没有变动，所以笼罩两千余年的孔子学说思想也没有什么变动。
那么工业资本社会思想来到中国，首先攻击的就是这笼罩中国两千多年的孔子学说和思想。
郭湛波的这一说法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学者的共同历史观。
二是由中国传统经学文化范式向科学的自然、人生文化精神的转变。
在汉代独尊儒术、凝定经学的时期，已经完成了由“道在天地”
向“道在六经”
的转变，随之也就出现了两千年学术的注疏诠释系统，造成文化的惰性，而西学东渐带来的科学文化精神，目的在于探索自然与人生，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学术范式的变革。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的历史“叙述进化之现象”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
的三大“界说”
，正是这种文化的转变与学术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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