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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体西用:西学东渐与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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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来看，近代社会是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时期，而且在这个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西学东渐”
所带来的中西两大文明的冲突。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
所谓的广义文化冲突，实际上就是指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只不过这种冲突的范围延伸到了各个领域。
作为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谈到近代文化新思潮，将其归纳为两种趋势:一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诸问题;一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
他所说的这两种趋势恰恰接触到了文化变革的两个本质，就是实学与西学。
这种思想还在历史学家的有关描述中得到了印证，如齐思和在《魏源与晚清学风》中提出清代学术“三变”
，也就是清初的大儒厌弃空谈，讲求典章制度，笃行实践;乾隆、嘉庆时期，学者因为文网严密，所以专心于考据之学，从而投身于一种纯学术的研究当中;道光、咸丰时期，战乱迭起，学风又为之一变，学者纷纷厌弃考证之学，代之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企图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
从这“三变”
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近代文化实学与西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换句话说，齐思和所说的“三变”
之中，第一变和第三变就是西学和实学相结合的两个阶段，而这个过程之中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深刻地影响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进程。
一、“西学东渐”
的肇端
自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居肇庆开始传教，西方文化就开始逐步输入中国，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西学东渐”
的肇端，并由此引起了中、西两大文化在历史上的首度直接交汇。
但是这时的“西学东渐”
势头还不是很强劲，直到明末清初，我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西学东渐”
的**，此时西学的传入和实学的复兴形成了有机的联系，从而改变了明代文化学人“空谈心性”
的疲弊之风，使学风出现了由虚返实的转变。
文化学术的变化，常常与政治的衰落相联系，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其中也包含着拯救国家衰亡的意识。
但是，这一时期与前朝学风的衰变又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就在于对异质文化吸纳的不同态度。
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更多地体现了对西学与实学的吸纳与接受。
从实学的角度来观照西学，当时两者之间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提倡实学思想的学者都是接受西学的先驱，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从学理上看，当时的学者也大多肯定了实学的优点，如徐光启的《泰西水法序》就从实学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倡接纳西方科技知识，促进了当时学风的转变。
二是当时实学出现的与西学相同的“经世致用”
价值观，动摇了中国古代圣学、经学传统中“重道轻技（器）”
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对西学“技艺”
的认识与接受，像王徵译绘刊刻《远西奇器图说》的目的就着眼于有利“民生日用”
。
这种思想不仅代表了一批接受西学者的共同理念，而且也引发了近代的文化思潮。
然而，宗教、科技、文化的传播绝不会孤立地进行，它必然与政治、礼俗相互渗透，所以尽管这一阶段“西学东渐”
的方式与后世相比较为平和，但是其中所包含的两种文明的冲突已经潜藏在其中，并且不可避免。
清代康熙年间发生的“礼仪之争”
与相继而来的“百年禁教”
，就是这种冲突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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