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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当政后，他隐居不仕，与阮籍、刘伶、向秀、山涛等结为“竹林之游”
。
曾在太中活动，评议时政，尤其对司马氏集团诛杀异己，图谋篡代而又盛倡“名教”
的虚伪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最终为司马氏不容而遭杀害。
在世界观上，嵇康主张“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认为天地万物来源于“元气”
。
同时，他还认为天地万物是无为而自然的，“天地合德，万物滋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
嵇康的这种元气自然论显然与王弼唯心主义的贵无论是相对立的。
在人生观上，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观点。
嵇康的这种提法，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所针对的是西晋的立国者。
司马氏原本是阴谋篡权，却把名教高唱入云，自诩是“禅让”
得天下，鼓吹“以孝治天下”
。
所以，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首先便意在批判西晋政权的虚伪性。
另外，嵇康以庄子的相关人生哲学为依据，认为名教等本身就是违反自然、束缚人性的，“名教”
绝非出于“自然”
;相反却是“自然之情”
遭到破坏的结果，是“大道陵迟”
的必然产物。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主张，反映了封建专制重压之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精神舒展、个性自由的真诚追求。
从思想渊源上看，这种认识主要来源于庄子而不是老子。
此阶段的玄学突出了对自然人性的重视，强调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
与正始玄学在世界观上贵无，在人生观上重视社会政治不同，竹林玄学的理论热情主要投入到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探求中，所追求的是个体如何超越现实，如何保持身心的完整与统一。
图4-7-3嵇康手迹
玄学发展到竹林时期，倡人性而反名教的玄学主张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十分可观。
放纵无羁、越礼背俗的生活态度是当时士人的主流姿态，在政事上则也是荒忽漠然、漫不经心。
不论世事、专务玄虚成为当时名士风流的典型特征。
我们知道，事物在走到一个极端之后，总会有一个反动。
竹林时期之后，一些较为正统的士人，看到儒家名教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于是很自然地便想到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节制、纠正竹林庄玄的一些流弊。
于是魏晋玄学发展到太康时期的儒玄阶段。
此阶段是魏晋玄学的新变期，新兴的玄学家或以儒释玄，或融儒于玄，试图在儒、道互证中使玄学有一个新的面貌，其代表性人物是裴和郭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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