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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
又为周官中诸侯王国的教职（区别于保氏为周天子之教职），结合春秋战国王纲解纽的特殊时期，儒家学派的形成更凸显儒者的历史意义。
首先，东周以降，王官之学解体，礼坏乐崩，而儒家学派的形成，对传承业以解体的西周礼乐传统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其次，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天子的学官失职，而“四夷”
的诸侯还保留着西周的师、儒制度。
或许这种制度已徒有其形而不具其实。
但儒家的教育职责当未缺失。
而儒者的教育活动，则明显有保存与拯救礼乐制度的愿望与效果。
再者，儒者作为诸侯之教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儒家学派成员的活动状态。
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他的弟子，都多有从政经历。
孔子不仅在鲁国任过中都宰、大司寇，五十岁以后还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齐、卫、陈、匡、蒲、曹、宋、郑、蔡、楚等地推行其政治主张，孔子弟子如冉求、仲弓为季氏宰，子路为卫大夫孔悝邑宰，子游为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子贱为单父宰，原思为孔氏宰，子羔为费郈宰等，不一而足。
其二，儒者所授，与天子学官“保氏”
相同，决定了儒者的修习内容，也奠定了儒家学派的基本理论。
据《周礼》记载:保氏的职掌之一是“养国子以道”
，即以礼乐之道教国子。
而教授的内容则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六仪（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六经”
（《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本，又以“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为科目的教学内容。
后世儒家学术虽然不断扩大，但作为经典的《诗》《书》《礼》《乐》和保氏所掌教的“六艺”
，却始终是儒门修习的核心，渊源正在于此。
其三，儒者之职，兼容“道”
“伎”
，奠定了儒家学术广大而会通的特征。
我们知道，儒者所传授的内容，与天子学官保氏相同，既包括礼乐之道，又包括有关知识和技艺（含礼仪）。
这使得儒家学派一方面重实际，反对空言。
也因此后世将方术、天算之类实际之学统统归之于儒门。
另一方面，儒家学派在传授技艺的同时，强调传道，通过传技而达到传道的目的。
在孔子的时代，儒士们因社会地位的下降，已不再将传道作为他们传授的内容，而仅仅将礼乐作为一门技艺，掌握它以作为谋生的工具。
孔子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他直接继承西周时期作为学官之儒的传统，强调传授礼乐节文背后的礼乐之道，即礼乐的实质。
他鄙视那些为谋食而传授礼乐技艺的儒士，称他们为“小人儒”
。
并对其弟子子夏提出要求:“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因为孔子的努力，儒家学派恢复了在春秋时期儒士业已丧失的传道传统，提升了儒学的政治人生境界，从而使儒家学术具有开放性与融通性。
上述三者，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儒家学派继承西周的儒者传统，重视教育，是儒家学派的第一特征。
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由孔子创建的儒家学派与作为学官的儒者的表现已不尽相同。
学官之儒的道与学，经儒家学派的改造，已经历史地转换与理论地提升，成为儒家的学术道德理论，而其核心仍是重礼乐、重教化，并以此为基础推扩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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