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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也颇具思致，其与中原的医学交流是先通过“幻术”
表演，产生一定的新闻效应之后，再切实演示其具体医疗实践方面药草功能的。
证之现今，像如今医用的仙鹤草、无名草等，的确具有外科止血作用，可作内服还可外敷，说明此说有一定的实践根据，并非向壁虚构。
而最为有趣的是故事的结尾：“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
，贡献药草者因此而得到经济报酬。
正是崇尚生命奇迹的时代表征。
李零先生《药毒一家》一文有这样的断言：“中国的毒品，有些同国外交叉，或者干脆就是外来之物。”
注意到不去就事论事，而能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视角来整体性地审视问题，他举出《旧唐书·西戎列传》所载拂菻王波多力（拜占庭国王）“遣使献底也伽”
（《唐本草》作“底野迦”
）是西语theriaca的译音，本是一种和蜜制成混杂多种成分的“万能解毒药”
，即内含鸦片。
[6]也是药草崇拜的普世性意义。
倘若我们再联系阿拉伯民间《一千零一夜》相关情节，可以发现，其同古代中国的故事具有极为相似的旨意，也有力地预示着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
该书《努伦丁和玛丽娅的故事》写埃及某商人的花园：“园中有一种梅子、一种樱桃和一种葡萄，可以当药治疗头晕和黄肿等病症。”
[7]这指的是园圃种植的植物具有药用功能。
而野生的药草更具有神奇的效验。
《哈里补·克里曼丁的故事》写奥封和步鲁庚亚在蛇女王带领下，到深山中，“他俩足迹所到之处，每种野草都说明自身的用途。
……终于听见一种异草清脆地说道：‘我这种草呀，谁弄出我秆内的液汁，拿它涂在脚上，便可通行海上，他的脚不会被海水打湿。
’”
于是他们受到启发，获取了这种能力[8]。
在此，显然隐含着神奇动物——蛇引导人们识别药草的核心意旨。
究竟谁影响了谁呢？抑或相互之间的双向影响？
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印度洋的锡兰（即佛经中的狮子国）一带岛屿，看到有一种海兽：“状似螃蟹，离水到岸上，即变成石头。
据说用这种石头可制作一种眼药，对某些眼病有良效”
；十世纪的马苏第也称，在中国海附近，“还有一种像长虾一类的东西，长一腕尺或一拃，从水中出来，行动迅速，一旦与土地接触，便即刻失去动物之功能而变成石头，人们用来作眼药的成分”
[9]。
可见中亚地区不仅早已注意到植物药用，而且还早就注意到动物海中动物的特定药用功能，关注到动物的药用功能是通过幻化来完成的。
再就是奇花异草。
佛教赋予花草以多功能神效，如文殊师利《问经》卷下《嘱累品》宣称：
佛告文殊师利：
用此华，若诸四众能信修行，应当早起清净澡浴漱口，念佛功德。
恭敬此华，不以足蹈，及跨华上。
如法执取，安置净器。
若人患寒热额痛，皆以冷水摩华，以用涂身；若吐痢出血，或腹内烦疼，以浆饮摩华，当服此华饮；若口有疮，以暖水摩华，含此华汁。
若天雨不止，于空闲处，以火烧华，令雨即止；若天亢旱，在空闲处，以华置水中，复咒冷水，更洒华上，天即降雨。
若牛马等本性不调，以华饴之，即便调伏。
若诸果树华实不茂，以冷水牛粪摩取华汁，以灌其根，不得践蹋，华实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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