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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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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伯良治中国文化史。
先生语之曰：汉魏及李唐两次大变端，极须注意。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浸衰而将变的时机；李唐之世，是印度佛化统一中国成功的时期。
两汉承周秦余烈，民德不偷，（是时民俗，任侠尚义，故武帝卫霍能用之以夷胡虏。
）国力极盛。
（北逐强胡，西通西域，西南拓地亦复广远。
）推迹政治，则地方制度之良、吏治之美，饶有民治精神。
器不梏恶，工艺足称，商旅远涉异域，不避险难，可谓盛矣。
独以大一统之故，天下习于一道同风，朝廷又开禄利之途以奖经术，于是思想界始凝滞而少活动，则衰象已伏于此时矣。
又自光武弘奖名教，士大夫皆思以气节自见，始于激扬，终于忿矜，气宇日以狭小。
晚周先民各用其思而莫不渊广、各行其是而莫不充实，不尚众宠，不集一途，浩**活泼，雄于创造之风，于斯尽矣。
夫标名教而使人矫拂天性以奔赴之。
历久，则非人之所能堪也。
故曹氏父子兴，始倡文学，恣情欲，尚功利，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为汉氏之反动思想也甚明。
文学者，本以摇**情感。
倡之者既主邪僻，绝无深根宁极之道，则率一世以为猖狂混浊，逞兽欲而失人性者，势所必然而莫之能御也。
故五胡乘中夏无生人之气，得入而据之，以恣其杀戮，所以招致者渐也。
故夫中国文化自两汉盛时已伏衰象，迄于曹魏，而破坏遂不堪矣。
是时中国民性固已稍颓，然奋厉之气，犹有存者，则魏晋间文学披靡之余，乃复有上探晚周思想，玄言宏廓深远。
名、数、礼典、音律、医术，精擅者亦众。
工艺复极其巧。
魏马钧为木人，能令跳丸、掷剑、缘红倒立，出入自在，尝试作指南车，又为发石车，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又作翻车灌水，更入更出。
钧巧若神变，惜未尽试所作，傅玄序而叹之。
（见《魏志杜夔传》）又魏世为陵云台，先平众木轻重，无锱铢相负，揭台高峻，常随风动摇，终无倾倒。
（见《世说·巧艺篇》）略征一二事，足见当时制造已极精矣。
至其社会政治思想，则盛倡自由。
鲍生之论，则为无政府主义者导先路。
郭象《庄注》亦曰：“伯夷之风，使暴虐之君得恣其毒，而莫之敢亢也。”
（见《让王篇》）向秀明治道之极在于物畅其性，而恶夫为治者之自任而宰物。
其言闳深，异乎嵇康辈只为愤辞者矣。
（郭象《庄注》，原出向秀）汉世，帝制之势已高严。
自汉已降，而奸雄草窃，迭起不穷，生灵涂炭，惨酷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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