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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刘瑾掌握的只是一道形式上的手续，还是代掌不是实掌，但升迁是多么好的事情，谁也不愿在这个好时候在手续上惹麻烦，于是往往就把这所谓贺印钱给了。
刘瑾的创新发明还很多，不少都被后来的贪官学习沿用，其中“见面礼”
“谢礼”
之类的名目后来竟然成了常用词，所以刘瑾在贪腐界而言，不仅工艺水平高超、实践成果丰富，理论上也颇多建树，堪称大家。
而且刘瑾还懂得张弛有度，甚至有自我纠察的勇气。
有一次给事中周钥出差回来，没有钱送给刘瑾，竟然急得自杀了，舆论反应相当恶劣。
刘瑾的党羽吏部尚书张彩趁机劝他：“官员们给刘公送的钱，必然也不都是私财，很多是在京城借贷的钱，再贪污国库或盘剥小民去偿还，他们贪的钱中送给您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出了问题却要怪到刘公头上，您何苦要敛怨贻祸呢？”
刘瑾听从了建议，分派给事中、御史调查挪用公款给自己送礼的情况，重处了好几位送钱的官员。
官员们见风向突变，大惊，连忙找钱来弥补亏空。
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存在这种情形，受到弹劾。
两浙都转运盐使杨奇挪用了大量盐税来行贿，现在查到头上，只好散尽家财甚至卖掉孙女来弥补。
刘瑾收钱大胆，又懂得该在什么程度节制，这种境界更是受到贪官们的无尚景仰。
不过收受贿赂毕竟是小头，刘瑾捞大钱的方法还得算大开皇庄、皇店。
皇庄是皇室私有的庄园，开展放牧、种植、加工等多种经营，赚取利润。
和西方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封建君主制不同，中国皇帝的家、国分得还是很清楚的。
比如御马监下辖的腾骧四卫就明确是皇帝私军，而不是国军，财产也是同理，国库和内帑泾渭分明。
皇室的俸禄虽从国库支取，但数额有法可依，不是予取予求。
不过正常情况下皇帝本人的开支非常充裕，并没有捞私财的动机，皇庄、皇店这套玩意儿主要是皇帝用来赏赐宗室、太监用的。
明朝前期皇庄很少，第一个见于明确记载的是曹吉祥谋反被诛，其财产抄没后设立了一个皇庄。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户部尚书李敏曾向朝廷汇报，共有五处皇庄，占地一百二十八
万余亩。
最初皇庄的所有权均属仁寿、清宁、未央三宫，每年所收利润称“三宫子粒银”
但实际上后来后宫、宗室甚至后妃、太监的家属纷纷取得皇庄，渐成明中叶之后的一个弊政，此风正是盛于刘瑾。
明武宗登基后，刘瑾立即建议大开皇庄，第一个月就开了七处，后来又陆续开了十余处。
《明史》称一共开了三百余处，此说又过于夸张了。
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朱厚熘，年号嘉靖）继位，对之前的皇庄进行了全面清查，计有36处，占地3759546亩，其中可考证的至少有21处为正德年间所立。
三宫参照民田税率抽取每亩三分银利，每年可收取十余万两。
但明朝的税率非常低，田税只有130，剩余的钱就都落入了管庄太监的腰包，算下来恐怕有三百余万两，己经超过了当时两百万左右的国税总额水平。
事实上，除了皇庄，还有牧场和皇店两项数额也很惊人。
所谓牧场，是指御马监牧马的场地。
御马监既然理论上是养马的，自然应该有马场和草料场。
后来有了腾骧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后，这方面的需求更大，不断増置马场。
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定下御马监牧场的规制，驯养象、马、驼、牛、羊共一万八千头，每年向民间签约的一些草场定额征收饲料十八万二千余石、草四百九十六万余束。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草场随时可能转型不做，固定征收实物越来越困难。
刘瑾给出的解决办法有二：一是御马监自己建设一些草场，稳定供给草料；二是实物折算成银两，向原签约草场征银，再到市场上去买草料。
这确实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做法，但也留下了更多权力寻租空间。
而随着四卫、旗军、勇士等皇帝私军的扩张，御马监表示马匹用量也越来越大，早己不是当初蒙古逃民带来那点马匹够用，必须大开牧场自己养马。
根据嘉靖初清理的结果，御马监下属共有马房20处、牧场56所，共占地二百四十余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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