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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民众包围了陈奉官邸，甚至纵火焚毁了包庇他的巡抚衙门。
武英殿大学士沈一贯等大批官员纷纷上疏弹劾陈奉和湖广巡抚支可大贪赃不法，怒激民变，明神宗不听。
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场民变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几乎同时，天津的商民也驱逐了天津税监马堂，打死其党羽37人。
不久，广东税监李凤与珠池监（监管南中国海人工养殖珍珠的产业）李敬发生争执，他们的斗争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传统的互相弹劾，还开发出散布谣言挑起对方民愤的新技术。
给事中宋一韩弹劾李凤贪墨了五千万两，还有等值的珠宝。
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广东商民无不愤慨，激起民变，最后明神宗也只好撤罢广东珠池监。
真正的**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七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宦官孙隆出任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
苏杭地区当时己经普及了机械织造，出现了许多机户，并且很快发展为集团化生产，即由一个大户（资本家）设立织造厂，购买大量织机，雇佣织工，承接外包的纺织业务，收取机器使用费，这种生产方式就被很多人视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
孙隆规定，每张织机要收税银三钱。
这个额度无限接近织机老板收取的机器使用收入，但边际收入不等于净利润，人家还有很高的固定成本，这样一收税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大量的织造厂只好停工。
织造厂一停工，大量的织机工人就失业了。
两千多名失业织工走上街头，把全城的税监和有关部门全部焚烧，打死不少税吏，孙隆连忙逃往杭州才保得小命。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江南民变”
，亦称“万历江南抗税运动”
，有些人将其视作资本主义革命甚至工人运动的前驱，与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运动和德国西西里亚纺织工人起义相提并论。
之后，矿税太监和地方官之间的博弈日趋白热化，民间抗税运动也愈演愈烈。
矿税太监和文官相互弹劾，相互煽动民愤，民变此起彼伏。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宦官杨荣谎称云南阿瓦、猛密等部落愿意归顺，其地矿产丰富，可年増收数十万两，并请缨云南矿税太监，明神宗诏许。
但杨荣开张不利，第一年只收到几万两，于是诬陷是被云南知府熊铎贪墨了。
明神宗不辨真伪，将熊铎下狱。
杨荣愈发骄横，强令丽江土知府木増献出地盘让他开采，并不断诬陷不听他话的知府、知州。
杨荣很快激起了民变，有百姓闯入税监，打死税吏。
杨荣丝毫不惧，反而大肆搜捕，杖毙数千官民，将一些疑似参与了民变的官员戴枷示众。
杨荣终于激起了更大的民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杨荣官邸，并把杨荣投入火中，杀其党羽二百余人。
杨荣是非常宠幸的太监，明神宗难过得数日不食。
本来明神宗想逮捕贺世勋，彻查此案，但文渊阁大学士沈鲤、司礼监掌印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向他分析了形势，不能再激民变。
明神宗只好作罢，并以四川矿税太监丘乘云兼管云南，减轻了对云南的搜刮力度。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前，才省悟矿税太监之害，下罪己诏承认错误，并赦命撤回所有的矿税太监，但这项制度二十余年来为社会带来了酷烈戕害，尤其是造成了极大的全社会撕裂效应，早己无法弥合。
其实矿、盐、织造这些事儿，古己有之，不能算什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唐、宋都有大量关于如何管理工矿业的经典论述，什么封建社会、农耕文明，都不是明朝君臣搞砸这事儿的借口。
明朝这个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未见得比宋朝情况复杂。
宋朝凭借高超的公共管理水平，将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以半壁河山力扛蒙古帝国荟萃了大半个地球资源的铺毯式轰炸半个世纪，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曲最豪迈的泣血长歌。
而反观明朝，在极其宽松的环境下，坐拥绝对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手握大航海时代的绝佳升级换代良机，却硬是无可救药地实现了自我财政崩溃。
这真的不能归咎于任何借口，只能说腐败己深入腠理，这个王朝的公共管理水平尤其是财税体系己经烂得令人发指！
7.5实亡于万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不能妄下论断，但到此却也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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