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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在贪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节制理性也足以令人惊叹，他可以说是贪腐这个慢性病毒进化到明代中叶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突变品种。
事实上，刘瑾的败亡根本不在于贪了多少钱，尽管他和他手下的小太监确实捞了不少，但客观地说这本身还不足以导致阉党彻底崩盘。
刘瑾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他过分地为宦官收拢权力，己经触及到了文官系统的根基，尤其是他不能使用传奉官，所以轻微地破坏了科举、馆选、恩荫等基本人事制度。
但文官对此的敏感性远远超过普通的贪腐行为，哪怕是轻微破坏也容易引起文官的激烈反弹——尤其是当发现有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进士开始投效私人，而且不是个别，而是形成了群体时。
所谓阉党就是这个群体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内，这时文官们会以刘瑾这类人完全意想不到的爆发力发起最猛烈的反击。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本来是阉党这类人的防火墙，以严格的考试防止一些卖身为奴的人投效在某些权贵私人门下（无论这个人是皇帝、权臣还是宦官），形成门阀势力体系，但如果通过了考试的人还要投充为奴，防火墙就失效了。
按说这种概率很小，因为考上就有官当，不需要再去为奴为婢，整体风气也不允许奴才高升。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当刘瑾这类权阉出现时，他的力量突破了这道唐宋以来就己经成为中华帝国最坚实政治根基的防火墙，遴选出焦芳、张彩等无耻之徒，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阉党”
这不是刘瑾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焦芳、张彩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标志着科举制度这个防火墙本身出了问题，这才是令文官儒士们最为紧张的症结所在，所以刘瑾包括他之前的一些太监们在经济方面大肆贪墨都得到了文官系统的宽宥甚至默许，但在这个问题上一旦轻微触线，立即引来文官们志在必杀的猛攻，这也就是前文所说唐伯虎作弊一案其实比普通经济犯罪严重得多的问题所在。
所以，刘瑾虽然是《华尔街日报》力捧的明朝首富，其贪墨数额震古烁今，但其真正的问题恰恰还不在于简单的贪墨钱财，而是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刘瑾这次阉党之祸，还勉强算是被及时扼止。
5.5王阳明的龙场悟道
明武宗一朝，堪称游龙戏凤，文恬武嬉。
其实朱熹子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圣贤，就在这个时代，他并不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类，而是非常积极入世，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在正德朝的疾风恶浪中悟道成圣。
他就是王阳明（王守仁）。
王阳明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殿试中考取了第二甲第六名的好成绩，遗憾的是由于唐伯虎作弊一案，朝廷中断了一届庶吉士考选，失去了直接进翰林院工作的机会。
作为新科进士实习半年期间，王阳明便就西北边事条陈了八个事项，体现了在军事方面的深刻见解。
实习期满，王阳明正式上任刑部主事，不久因病休假了一段时间，回朝改为兵部主事。
王阳明回朝不久，朝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刘瑾擅权用事，驱逐大学士刘健、谢迁，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上章力陈不可。
刘瑾将这二十一人逮入诏狱，准备治罪。
这时，一位六品主事勇敢地站了出来，独自一人上章要营救这二十一人。
这就是王阳明。
当然，以王阳明当时的能量还远远不足以和刘瑾相抗衡，刘瑾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龙场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离贵阳38公里，当时是汉、苗、僚等多个民族、部落杂居的地区，非常蛮荒。
驿丞更是非常卑贱的未入流品官，主要负责迎来送往、车马仪仗。
清朝甚至规定满人不得为驿丞，可见对这个职务的鄙视。
而且刘瑾还派了人一路追杀，还好王阳明机敏，躲过了追杀，终于顺利到达龙场。
到了龙场后，王阳明并未因为仕途受挫就心灰意冷，而是继续斗志昂扬地工作。
他在蛮荒地区主动担当起了教化蛮夷的责任，迅速提高了当地的文明水平，让夷民睁眼看世界，走出大山。
当地夷民感恩戴德，他们不懂得中原建祠立庙的做法，便纷纷伐木为屋，送给王阳明住，以表感激之情。
王阳明的工作既造福了一方生民，也为明王朝拓展巩固统治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朝的羁縻区非常大，但汉化水平一直很低，甚至一些宋代己经汉化的地区又退化成部落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官不尽责，缺少王阳明这种深入蛮荒，教化夷民的奉献精神。
而在龙场这个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王阳明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急于设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反而是静下心来思索人生价值、宇宙哲理，结合之前的种种遭遇，现实与理论得到完美的结合，无数圣贤大道在他的心中流转阴阳，融汇贯通，终于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代宗师，与孔孟程朱比肩。
后来王阳明给每位学生讲学，都要讲到这段独特而又重要的经历，称之为“龙场悟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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