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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小事不能被当做朝廷与瓦剌开战的真实理由。
除了具体的指挥细节，后世攻击王振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功邀皇帝亲征了。
这确实是一个很容易误导后人的提法，因为土木堡之变后，御驾亲征成了明朝的一个忌讳，再无一个皇帝亲征，从后人的角度看，王振确实是犯了一个大忌。
然而这个忌讳恰恰是土木堡之后才形成的，之前绝非什么忌讳，反而非常流行。
太祖自不待言，太宗也是马上天子，登基后还五次亲征漠北，最后还死在征途，被誉为“远迈汉唐”
的一代雄主。
宣宗更是被太宗赞为“好圣孙”
，甚至有过登基后还上阵亲手杀敌的纪录，只恐汉武唐宗泉下有知，亦要对他钦敬有加。
所以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岂能败了又回过头来怪一个太监？
那土木堡之变此等天裂大祸，不怪王振到底怪谁？其实，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这场败仗似乎也没有太大问题，是没有无线电和卫星之前古代军队常犯的错误。
明英宗随驾的明军规模太大，又是临时拼凑，组织机动能力太差，被轻捷迅猛的蒙古轻骑捕捉到了撤退路线，确实容易受到冲击后溃乱。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明军一直沿着外长城内侧机动，并没有脱离几大要塞的救援范围，却始终没有出现任何援兵，蒙古军破口也异常顺利，更重要的是也先在长城内来去自如，却没有任何明军去抄他的后路。
他们没有出手，他们真的忍住了没有出手！
这其中最可疑的莫过于宣府总兵杨洪、大同总兵石亨两员主将。
石亨接王振军令，会同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阻截重新破口入关的也先，结果全面溃败。
这当然有一些客观理由，尤其是没想到那么多蒙军（甚至可能有三十万骑）突然不要命地大举破口而入，将他们淹没。
但全军覆没，宋瑛、朱冕均阵亡，石亨却单骑逃回，这也足够可疑。
杨洪就更可疑了，他一直宣称自己遭到岱总汗、也先、阿剌知院、赛刊王、伯颜帖木儿等大量蒙军主力重兵集团压制，确实无法出援。
但事实上很清楚，后来也先穷集数十万兵力全部投入到围攻明英宗御驾的决战中来，不可能始终对杨洪或者任何据点保持重兵压制，他们无论如何总有一点点机会出援的。
事实上，据堡垒侧击路过的大批敌军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经典战法。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著名军事学家、环庆经略使章窠在一座仅能容纳1.5万宋军的洪德寨（今甘肃环县以北30公里）小堡垒，侧击路过的小梁太后亲率四十万西夏大军，大获全胜。
后来章窠发表了大量相关论述，成为明军的经典教材。
杨洪及其周边的大批关隘镇军完全可以教科书式地侧击前往追击明英宗御驾的也先大军，他们只是集体忍住了没出手而己。
所以，土木堡之战世纪大败的主因自然有明英宗准备仓促的一面，但败得这么惨以至皇帝被俘，恐怕就得追宄众多镇将眼睁睁看着御驾被追击甚至围攻却不出援这个问题了。
造成这样局面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边将或多或少跟瓦剌有一些勾结，毕竟大家在长城内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今天蒙古人来朝贡，明天就来打劫，来来去去大家心里都有数，边将和蒙古贵族们不是至交也混了个脸熟。
其实当时边军与蒙古通婚的不在少数，生意上的往来就更不用说得太细了。
这次也先亲率大军突入长城，咱也不好意思一下子把人家给包圆儿了不是？什么？把皇帝都给俘虏了？这......有点意外。
这真是意外。
什么？王振公公死在了乱军之中！
我敢说这就绝对不是意外了。
这极有可能是满朝文武（至少是很大一部分人）一个默契的安排，借也先之手，砍在了王公公的身上。
砍他当然也不是为了反贪，而是为了跟他抢食，抢得太猛，把他也囫囵吞下去了。
所以，土木堡之战，是一场必打之战，并非王振一个人挑起，也不能说是被王振搞坏了的。
而且就算没有土木堡，还有金水堡，总之王振当时己经是众矢之的，最终是难逃一死的。
他重启了贪腐这个不可避免的病发过程，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更多的人连骨带皮地撕咬得渣都不剩。
不过死去的只是他个人，宦官这个集团却被证实是贪腐的绝佳平台，从此竟成跗骨之蛆，在贪腐这个大舞台上再也不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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