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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堪称皇帝制度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信也并不在王振的预料之中。
王振这么搞当然是出于私利，因为这样搞虽然让皇权严重虚化，但司礼监的权力却急剧膨胀了。
内阁将票拟呈报给皇帝，皇帝批红后发还给内阁，这个环节是由司礼监执行的，太监们便在其中上下其手。
不要小看了这个权力，皇帝的贴身太监与皇帝朝夕相对，深知皇帝的脾气状态，什么时候把什么奏章呈交给皇帝至关重要，如果给了皇帝再有意无意地补两句就更可怕了。
更重要的是，皇帝被虚化后，更无心理政，后来逐渐认识到批红这个权力也是鸡肋，就懒得亲自批，由太监代笔了。
这种权力对皇帝而言是鸡肋，对太监而言就是扎扎实实的大肉了。
最要命的是明朝很流行差额选举，也就是任命一个职位，外朝一般会推出两个人选供皇帝批红时选择。
这表面上看是为了尊重皇帝，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力，实际上却又给司礼监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尽管外朝提供的人选是有排序的，但毕竟给太监留下了做手脚的空间。
除最重要的人事任免外，其余诸如财政收支、工程运营、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寻租空间更是数不胜数，自王振开启了这种模式后，一路发展下来，明朝的内宫太监终于成长为与外朝分庭抗礼的“内朝”
。
尽管“内朝”
的权力玄虚无根，但这对于太监们来说恰恰不重要，他们只要一朝权在手，就要充分兑换成实利。
明朝在建立前就经历了明太祖的铁腕肃贪，之后又建立了严格的科举文官政治，堪称中国甚至人类历史上相对最清廉的一朝，但万事皆有阴阳，有了这么清廉的外朝，同时也就有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腐败内朝。
王振一当上大公公，立即有许多趋炎附势的小人便来给他进献礼物。
送礼，这是一种常用的试探手法，收或不收可以看出这人的节操。
经过太祖朝铁腕肃贪，敢于收礼的官员其实很少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对清正的风气也在一点一滴地转变，送礼之风渐渐抬头。
王振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发小，张太后和三杨又都己经离世，断定自己再无人能制，于是敞开了收。
贪官污吏们见多年来进展不利的送礼行为开始有了转机，一个个眉开眼笑，更加欢快地进献越来越贵重的奇珍异宝。
王振也借机开始打造自己的势力，极力提拔对自己馅媚逢迎的贪官，同时还要打压那些正直的清官。
当时有一位工部郎中王佑非常善于谄媚，他碰巧没有胡子，这可能是有什么疾病或者就是为了逢迎王振每天刮得很干净，总之他肯定不是太监。
有一次王振问他为何没有胡子，王佑就很无耻地回答：“老爷都没有胡子，做儿子的又怎么敢有？”
王振听了哈哈大笑，第二天就安排王佑晋升为工部侍郎。
郎中是六部内设的司长，正五品。
侍郎是六部的副官，正三品。
中间还隔着很多级别，按明朝的转迁之制，郎中是不能直接升任侍郎的，王佑这是大幅度越级提拔，但王振一天之内就可以办到，让满朝文武见识了他的能量。
王振又大肆提拔和王佑一类的阿谀奉承之徒充当爪牙，尤其注重在兵部、都察院、锦衣卫等要害部门安插亲信。
其中王振尤为重视锦衣卫，安插头号亲信马顺出任锦衣卫指挥使，侄子王山、王林为副官。
至于地方官就主要是看谁送钱送得多就给谁好位置，福建参政宋彰一口气送了五万两银子给王振，很快提拔为布政使，其余地方大多循此例。
这些人拿这么多钱来买官，钱从哪儿来？总不可能是私人的钱吧，还不就是从地方上狠命搜刮而来。
空印案、郭桓案中被杀的万千贪官泉下有知，终于可以瞑目了。
到后来王振要收钱己经成了宫中公开的秘密，王佑就主动跳出来充当王振的“会计”
，经常当众公布某人为了办什么事给王振送了多少钱，办事结果怎么样。
于是大家有了一个了解“行情”
的公开渠道，能够预估办某件事需要给王振送多少钱，说来还真是公开公平公正。
除了收拢贪官，还要打击清官，以免有人坏了“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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