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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规矩，后来廷推大学士的制度也日渐完善，阁员（宰相）由相关官员公开推举产生，以保证人选的公开公平公正，避免结党营私。
所以宋明以来中华帝国朝廷的公共属性很强，绝不是谁的私器，从源头上掐断了王莽、曹操、杨坚、李渊这类权臣出现的制度根源，对唯一的皇位非常有利。
但这样皇帝也失去了随意任免宰相的权力，难免不太畅快，于是利用太监在内宫形成了一套类似于朝廷的组织机构，这套组织机构就是皇帝的私家服务员组织，可由皇帝本人随意任免。
隋唐以来尚书六部每部内设四司，共二十四司，所以明朝内宫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个衙门，称“二十四衙”
，号称与外朝相对应，形成“内朝”
。
其中尤为重要的自然是中央行政和军权二者。
宋朝的中央政府叫政事堂，中央军委叫枢密院，明朝的内阁（初为中书省）、五军都督府相当于继承了二者的职能。
于是明朝后宫掌管文书的司礼监便号称“内政事堂”
、掌管兵符的御马监号称“内枢密院”
，代表皇帝在内宫处理军国大事，号称与外朝的内阁、五府对掌文武大权。
司礼监的一把手司礼监掌印太监则渐渐被称作一内相，死太监们更私下将内阁大学士称作“外相”
，俨然自己与宰相并称，甚至自己是“内”
，死老头们是“外”
，自己还更核心一点点。
那么，明朝到底是从何人起，开始形成所谓的内外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呢？大约就是王振了，所以王振也堪称大明王朝第一位“内相”
。
王振之前也有几位重要的大太监，比如七下西洋、威震四海的郑和公公；还有参与了几朝皇位更迭大业的海寿；甚至就在王振冒头时，还有一位威望比他高得多的老太监一金英。
不过这些太监都堪称忠仆，在整体官场风气都还很好的时代也没有弄权，开始专权弄事的应该还是从王振开始。
王振为了跟外朝文官争权，撺掇明英宗干了一件大蠢事一建立票拟制度，对整个明朝之后两百年的政治生态都产生巨大影响。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下诏，皇帝不再到文渊阁（内阁的会议室）与大学士一起处理政务，内阁草拟了诏书或者收到奏章后，在封面上贴上一张纸，写上内阁的意见，通过司礼监呈报给皇帝批红，即用红笔在上面批阅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发还给内阁照批红办理，称作“票拟”
。
票拟过程理论上只有文书往来，皇帝和内阁大学士不在一处办公，见不到面。
隔绝中外，这其实是历代太监弄权最老套的办法。
但王振向明英宗进言，称内阁大学士无非是皇帝的顾问秘书，身份悬殊，怎能和他们混在一起办公，应该隔绝开来，以显示身份地位的差距。
明英宗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发小，颁布了这套皇帝和宰相分隔办公的新式行政机制。
不过，时代是发展的，这一次产生的后果估计王振自己也没料到。
皇帝和宰相在都堂共同议事、理政，这不是明朝才发明的，而是唐宋以来数百年中华帝国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
唐宋宰相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意思就是和皇帝一起，在中书门下（隋朝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的产物，相当于中央政府）处理奏章。
明太宗最初设立内阁制，让大学士在文渊阁协助皇帝办公，本意是加强这种做法，让皇帝更深刻地融入最高决策层，牢牢掌控政权。
王振这样一搞，其实是把皇帝排除出了最高决策层。
虽然表面上皇帝仍然掌握着最后一道批红的权力，但其实这个权力很容易被虚化。
因为内阁一旦形成决议，皇帝也不方便做太大改动，一般只能被动地批示是或否，渐渐就成了橡皮图章。
如果皇帝真想干政，那就需要在内阁议事这个环节便参与进去，而不能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团队之外，干等着内阁背着自己形成最终决议再报给你签字画押。
其实唐宋以来的制度就是皇帝带领宰相们议事，偶遇秦桧、贾似道这样的权相当政，在会上架空皇帝，但好歹也要让皇帝参与。
现在王振这么一搞，皇帝连宰相议事的门都进不去了，自然沦为橡皮图章，所以明朝皇帝总给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亦并非某些人批评的懒政，实是因权力太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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